今年8月1日，隨著揚州市邗江區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張玉群的一聲令下，青島海事法院依法變賣的5000噸級在建船舶緩緩駛入長江，一起青島、揚州兩地法院跨省聯動執行的“骨頭案”被圓滿執結。案件執行期間，法官遭遇了數十名村民抗法的突發情況，他們堵住船廠大門、包圍警車阻礙執法，堅決不讓法官拖走船舶。如何應對這一棘手情況考驗著法官的智慧，一個兩難選擇擺在面前：要么采取強硬手段將船舶下水拖走，但這樣極易激化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要么停止執行，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將無法實現，法律也會因此蒙羞。兩地法官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同時，為什么會有這么多村民抗法，幕后有沒有“黑手”在推波助瀾？難題和謎團充斥著這起執行案件。
一艘久建不好的船舶
2008年3月25日，煙臺某海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運公司）與揚州市邗江區某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船舶公司）簽訂船舶建造合同，約定船舶公司為海運公司建造一艘5000噸級的鋼制散貨船，船長98.8米、寬15.6米、吃水7.4米，總價款為1680萬元；船舶公司應在收到首筆付款后8個月內在船廠碼頭交船，若逾期，每天應支付5000元違約金，每超過10天違約金每天再增加5000元。為保證造船資金專款專用，在海運公司的要求下，雙方在合同中特別約定：兩公司在銀行開設專用賬戶，動用資金須雙方共同蓋章同意。簽約后，海運公司按時向船舶公司支付了首筆造船款340萬元并交付了圖紙，船舶公司隨即在揚州某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造船公司）的船廠內開工建造。
從2008年開始金融危機席卷全球，2009年波及我國造船行業，船舶公司的資金鏈難以為繼。為能有資金投資其他項目盈利，船舶公司和造船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馬某動起海運公司造船款的主意。為此，他私刻了海運公司的公章以偽造兩公司共同蓋章同意支出專款的假象。這一小伎倆很快被海運公司發現，為確保資金安全，海運公司不再向該賬戶匯款，轉而直接向船舶設備的生產廠家付款，以徹底消除專款被挪用的可能。從2008年9月29日至2010年7月16日，海運公司共分35次向多家生產廠家支付設備款7971465元，并為造船公司支付了20萬元電費，兩公司向海運公司分別開具了收據。但即便資金充足，造船的進度仍是干干停停，到2010年7月干脆徹底停工，此時，船舶只建好外殼，主機、輔機和齒輪箱雖被搬上船但并未安裝，整艘船只是個半成品。
海運公司對此十分惱怒，多次要求兩公司盡快完工并依約承擔違約責任，但兩公司置若罔聞，馬某更是玩起“失蹤”根本聯系不上，碩大的船殼擺在造船臺上空空蕩蕩無人理會。2010年12月6日，海運公司一紙訴狀將船舶公司和造船公司起訴至青島海事法院，請求判令兩公司繼續履行船舶建造合同。首次開庭時，海運公司增加訴訟請求，要求兩公司連帶賠償違約金1000萬元。2012年9月16日，海運公司再次變更訴訟請求，要求解除船舶建造合同；判令兩被告返還造船款14971465元，并連帶承擔逾期交船違約金500萬元。1個月后，海運公司將違約金數額變更為180萬元。見海運公司動真格的，2011年6月24日，船舶公司向海運公司發出一份解除合同通知書。海運公司對此回復強硬：孰是孰非，法庭上見。
一場維權索賠的訴訟
庭審前，船舶公司和馬某為逃避責任臨時變更了法定代表人，但新法定代表人未出庭應訴，造船公司則堅稱自己無責。“我們與船舶公司是兩個不同的獨立企業法人，我們基于與船舶公司之間的加工承攬關系參與造船工作，與海運公司之間不存在任何法律關系，海運公司將我們作為被告不僅主體錯誤且于法無據。”造船公司辯稱。庭審中，海運公司提交了船舶建造合同原件、付款明細和兩公司開具的收據等大量證據，造船公司則僅提交了船舶公司發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書。
法院經審理認為，海運公司與船舶公司簽訂的船舶建造合同已發生法律效力，船舶公司應依約嚴格履行義務，但其擅自停止船舶建造。此時，海運公司應支付的造船款數額應為1008萬元，而實際上海運公司向兩公司和各設備生產廠家支付的總價款達14971465元，遠超過按合同應付的數額。但船舶公司至今未能交船已構成違約，依法應承擔違約責任，海運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返還造船款和索賠違約金的訴訟請求于法有據，法院予以支持。
按照船舶建造合同，船舶公司應支付的違約金數額遠超過180萬元，對海運公司僅部分主張的做法，法院予以認可。造船公司雖未與海運公司直接簽訂造船協議，但其已實際履行了合同，不僅在自己的船廠內建造涉案船舶、向船舶設備生產廠家采購設備，還向海運公司開具收據，并收取了20萬元電費。這些行為均表明造船公司與船舶公司共同履行造船合同，兩公司應向海運公司承擔連帶違約責任。
2012年11月6日，青島海事法院一審判決：解除被告船舶公司和造船公司與原告海運公司簽訂的船舶建造合同；被告船舶公司向原告海運公司返還造船款14971465元，并支付逾期交船違約金180萬元，被告造船公司對違約金承擔連帶責任。對這一結果，兩公司既不上訴也不主動履行義務，2013年1月24日，海運公司就此案向青島海事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一個負債在逃的“老賴”
事實上，船舶公司早已負債累累，欠款總額近5000萬元，其廠房和機器設備在多個訴訟中被反復查封，馬某四處躲債難尋蹤影。因私刻海運公司公章挪用資金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機關也在查找其下落。造船公司幾乎面臨同樣的情況，唯一可供執行的財產就是還在船臺上的半成品船舶。
2013年4月16日，青島海事法院作出拍賣裁定，并在《揚州晚報》和中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網上發布拍賣公告，拍賣底價為350萬元，但拍賣并不順利，連續三次流拍。“流拍的主要原因是馬某雇傭了十幾個人看守船舶，很多有意競標的人去船廠看船時被拒之門外。”青島海事法院執行庭庭長安建之告訴記者。此后，拍賣依法轉入變賣程序，2013年12月24日，連云港一家公司以240萬元的價格購得，并向法院支付了全部價款。“與近1500萬元的購船款相比，240萬元的確還不到一個零頭，但如果不是這家連云港公司希望續建該船舶，那就只能將船殼切割后當廢鐵、廢鋼出售，最多只能賣幾十萬元，還要支付切割的費用。240萬元雖不多，但已經是最好的折現方案了。”安建之說。
此后，法官與這家連云港公司的工作人員一起到船廠辦理船舶下水事宜，準備將船舶拖到其他船廠續建，但一行人遭到馬某雇傭人員和大量村民的阻撓。他們鎖住大門誰也不讓進，對法官出示的法律文書和解釋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此時，法官面臨兩難選擇，要么采取強硬手段將船舶下水拖走，但這樣極易激化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要么停止執行，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將無法實現，法律也會因此蒙羞。“一定把案子辦到底！”安建之下決心。今年3月，青島海事法院向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出協助執行函，揚州市中院對此很重視，立即指示邗江法院全力配合。“其實邗江法院此前一直在協助我們執行，我們無法進入船廠查封船舶、送達法律文書時，邗江法院法官會幫助協調當地村鎮負責人，命令船廠開門放行配合工作。但這次要拖走船舶連村鎮負責人也不干了，個別負責人甚至鼓動不明真相的村民堵住大門、包圍警車阻礙執法。”青島海事法院法官王春浩表示，“一開始，我們以為只有馬某雇傭的十幾個人守船，沒想到竟有數十名村民抗法，大大出乎我們意料，執行工作被迫暫時中止。”
一次數十名村民的抗法
要想拖走船舶必須出動警力，在多次往返揚州溝通協調后，今年4月，在多名法警的保護下，法官終于進入船廠登上船舶。
“我們準備了拘留的法律文書，對抗法者依法嚴懲，并安排專人攝像保留證據。”安建之說。但這次拖船行動還是失敗了，因為每年3月至6月是枯水期船舶無法下水，要想拖船最早要等到7月，法官和法警只得先行退出。
登船時，法官發現馬某已將船舶的主機、輔機和齒輪箱等設備私自轉賣，整艘船成了名副其實的空殼。但幸運的是經多方查找，法官在鎮江市一所高校內找到被私賣的船舶設備。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村民反對拖船，甚至不惜以身抗法？”這個疑問始終困惑著法官。在等待水位上漲期間，邗江法院的法官做了大量摸查工作，終于解開了這個謎團。原來，船廠所處的先進村是整個方巷鎮最窮的村，而方巷鎮又是全瓜州地區最落后的鎮，瓜州又是邗江區的后進。為改變貧困落后的局面，從外地調來的先進村村支書將大片土地出租給馬某開辦船廠，馬某每年向村里交納租金并雇傭村民進廠工作，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但這個美好的設想很快破滅，因馬某四處欠債，據村民講他已欠交120余萬元租金，并長期拖欠工資。“欠交租金的具體數額雖未核實但長期未付是真的，而馬某對工人不僅沒拖欠工資還加倍支付以讓工人為他守住船舶，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每次到船廠執法都有工人阻撓的原因。”王春浩表示，“馬某欠債不僅數額大，而且非常冷血。曾有夫婦兩人因日子實在難以為繼帶著兩瓶農藥找到馬某討債，希望他能多少償還一部分，稱如果不還錢就喝農藥自殺。馬某竟然冷血地說‘那你們自殺好了’，兩人絕望至極，當著馬某的面喝下農藥身亡。”
此時，該村支書開出放船條件：向村里支付50萬元。“有條件就有談判余地。”安建之再次從青島趕到先進村，在方巷鎮政府組織了一次與村民面對面的談話。方巷鎮領導、該村支書和兩位組長及20多名村民代表參加了談話。起初，村民們你一言我一語質問法官，甚至拍桌子大聲指責，法官根本插不上話。但很快法官合情合理的分析讓村民們安靜下來。“你們村有800多戶2000多人，如果平分每個人才能分到200多元，這區區200多元值得你們作馬某的犧牲品以身試法嗎？”安建之的反問讓村民們陷入思考，“其實你們和海運公司一樣都是馬某欠債受害者，如果你們堅持抗法必然會受到法律嚴懲，這不應是受害者承受的結果。你們的權益應當通過法律手段維護，法院和法官是來幫助你們的，不是你們的敵人。”“我不怕，我們就是要錢！你拘留我，我還有父親和兒子，有本事你全都拘留！”馬某的親信之一沈某站起來叫囂。“馬某給你多少好處值得你犧牲全家？你不值得為馬某這么做，而且他涉嫌刑事犯罪正逃竄在外，你能和他進退與共嗎？”安建之擲地有聲的回答讓沈某無言以對。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該村支書一言未發，他通過兩名組長向法官表示必須要錢。“這是一次‘火力偵察’，雖然沒能徹底解決難題，但大多數盲從的村民已有理性認識，不僅知道了抗法的嚴重后果，還認清了馬某的嘴臉。”安建之說，“該村支書與馬某的關系非同一般，由于他是從外地調任來的，政績失敗很可能會影響仕途，所以不僅不積極配合法院工作，還經常起反作用。”
一個圓滿理想的結局
俗話說“一傳十，十傳百”，村民態度的變化很快傳到馬某的耳朵里，挑唆失敗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他通過律師向法官表示希望能給他10萬元，以便分給村民有個交代。“馬某此時委托律師出面‘投降’證實了他就是整個抗法事件的幕后‘黑手’。”王春浩說。
因此事涉及村民人數較多，方巷鎮政府和人大、政協領導出面協調，連云港公司同意先行拿出25萬元給村民一定補償，待船廠拆遷后，先進村從拆遷補償款中返還給連云港公司。今年6月14日，法官再次組織拖船，原本以為會遇到的“大兵壓境、劍拔弩張”的緊張場面被和諧順暢取代，村民非常配合。8月1日，船舶順利下水并被拖走，此案圓滿執結。“我們之所以能順利拖走船舶，除揚州中院和邗江法院大力協助外，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至關重要。”安建之表示。（記者 高峰 通訊員 王昊 張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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