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是透明的，你的任何一筆交易都會在互聯網上留下痕跡，我們能夠從售假商品、店鋪，一步步延伸到線下，找到隱藏在店鋪背后的制假窩點、制假人，然后把這個信息反饋給公安部門，由他們來執法，從而完成打假。” 阿里巴巴安全部資深總監倪良對財新記者說。
12月23日上午，阿里巴巴透過一場打假匯報會，首次披露了以大數據為中心的打假模式。
阿里巴巴集團首席風險官邵曉鋒在會上公布了部分數據稱， 2014年前三季度，阿里共處理600萬條侵權商品鏈接；配合各級行政執法部門，辦理侵犯知識產權案件1000余起，涉案金額近6億元。而阿里巴巴自2013年以來在打假方面的投入超過了10億元。
在過去5天，阿里巴巴旗下淘寶連續在網上發布了與警方、新聞出版、知識產權、質檢部門等四大政府職能部門合作的《2014淘寶商品質量檢測打假報告》。
“打假還靠互聯網”
假貨可謂電商難切的毒瘤。今年7月以來，京東商城、1號店、聚美優品等網站先后爆出售賣假貨，聚美優品甚至引來了美國律師團訴訟，股價大幅下挫，聚美不得不為此改變其供貨渠道。
在今年11月烏鎮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表示，“對電子商務來講，我認為解決假貨只能靠互聯網，互聯網是打擊假貨的最佳途徑。”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網規研究中心副主任阿拉木斯公布的一份《2014網絡交易平臺打假前沿報告》驗證了馬云的上述說法。
報告顯示，執法部門處理的網上售假是線下的千分之六左右；消保組織收到的互聯網服務投訴，是線下的4%左右，以鞋、箱包、配飾、服飾、化妝品、數碼配件六個品類的假冒偽劣產品最多。而線上平臺中，以平臺交易為主的淘寶為例，已通過運用大數據工具，形成了一整套線上打假的機制。
阿拉木斯表示，“假貨產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對稱和信息的不健全，這兩項恰恰是電子商務的強項，正好彌補網下治理的短板，一方面是信息流導致信息不對稱，另外傳統的交易制度和交易信息是無法得到很好的統計的。渠道越復雜，層級越多越容易產生假貨，也越難以治理。而電子商務的特點就是渠道簡單、層級少、開放透明，必然有利于假貨的清理。”
大數據打假模式
2013年4月，阿里巴巴設立專門的打假領導小組，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執行官陸兆禧擔任組長。阿里打假要追溯到2002年，彼時的阿里巴巴還是一家B2B業務網站，因開始陸續收到企業的知識產權投訴，所以建立郵箱投訴通道并受理投訴。2007年，淘寶正式推出“消費者保障計劃”，包括“假一賠三”“如實描述”“7天無理由退換貨”等舉措，從平臺上開始自我過濾。
邵曉鋒表示，阿里巴巴建立起的一套基于互聯網大數據的打假模式包含三個模塊：即智能識別和追蹤系統等大數據技術手段，賬號認證溯源、神秘抽檢等管理體系，以及與消費者、商家、政府部門等的聯動機制。
阿里巴巴安全部是一支神秘的隊伍，在內部被稱為“神盾局”，并不為外界所了解。倪良告訴財新記者，“神盾局”的大數據是建立在淘寶海量的商家、用戶等信息的基礎上，通過建立數據模型的方式，對這些數據進行挖掘、測算。淘寶有800多萬商家，而阿里的系統一天可以進行110億次測算；同時，對淘寶用戶對于商家的評價進行語義分析，對用戶懷疑的商戶進行定期跟蹤；線下5400名志愿者作為神秘買手，購買售假商戶的產品，完成從線上追蹤到線下的證據補充。
邵曉鋒在活動現場表示，阿里巴巴計劃在將來發布“全國線下假貨分布及流通地圖”，全面展現線下假貨分布情況，并對重點區域、類目等信息進行注明，進而全面打擊線下制假。
淘寶發布的2014打假報告顯示，通過大數據的識別與追蹤，近九成的售假團伙來自線下十個區域，前三大區域分布在珠三角、長三角、東南等地。同時，通過與公安機關的聯動，截至今年12月，雙方協同破獲假貨及侵犯知識產權案件18個集群，涉及案件1000余起，打掉200多個制售假的窩點、工廠及線下市場。
對于未來的打假方向，邵曉鋒表示要以“綜合治理、扶植原創”為核心。
“阿里平臺就是一個生態，一個小的商業社會的縮影，傳統商業出現的問題，一定會出現。尤其是制假售假，光是靠打擊沒有用。”邵曉鋒表示，“我們要引導企業從制假售假的產業鏈中走出來。比如，我們正在跟福建莆田政府進行溝通，莆田運動鞋類的制作能力并不差，但一直以來只能通過貼牌、售假的方式去生產其他品牌的運動鞋，而當地專門售假的一批人又有非常強的營銷能力，在供貨渠道方面有很多資源。我們嘗試做的是把制造業和售假團隊的資源整合在一起，利用阿里巴巴的平臺資源傾斜，能不能讓莆田樹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不再去賣假貨。”
倪良告訴財新記者，“阿里巴巴上市之后就明確提出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是農村，一個是國際化。扶植原創民族品牌，我們就希望把這些產品賣到這兩個地方。農村市場的大多數消費者是價格敏感性群體，只要我們的產品質量好、價格優惠，我相信肯定會被農村消費者接受；阿里巴巴的全球速賣通現在在俄羅斯、巴西都是當地排名第一的電商網站，我們有很成熟的體系，將這些民族品牌賣到國外，我相信也是可以期望的未來。莆田是我們的第一個試點城市，我們希望把它作為成功、可復制的樣本，推廣到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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