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累。”
這是褚時健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他頭發花白、蓬亂，倚坐在老式皮沙發里，我能清楚看見他灰毛衣上成片的毛球和藏藍色褲腳上的泥。
他語速緩慢，有老年人的含混并夾帶方言，需要人仔細辨別他說的每一個字。這令我想到馬龍•白蘭度扮演的“教父”。有人聲嘶力竭也沒人要聽，有人低沉含混卻聽眾云集。
現在，媒體、幫助對接此次采訪的萬科公關和褚時健的干女兒、紅塔集團派來記錄褚時健生平的攝像師、幾名照顧他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員，或站或坐，全聽他說。
這是褚時健的成功，也是他的負累。
褚時健
褚時健
從“紅塔山”到“褚橙”，作為罕見的、身陷囹圄之后還能以古稀之年東山再起的企業家，通過電商和媒體的演繹，他變成了一個勵志符號，他跌宕悲辛的人生也被省去了晦暗不明的部分，成了最佳的心靈雞湯。本不愿面對媒體的褚時健不得不拋頭露面，為“褚橙”代言。他給人們的正能量，也是“褚橙”前進的力量。
他是企業家心中的企業家，王石、柳傳志都對他倍加推崇。“80多歲了，心還是不甘。”
他對王石說的這句話，通過王石女朋友田樸珺小姐的文章在互聯網上廣為傳播。
“還有什么不甘心？”他耳背，我又大聲重復了一遍。
“我已經甘心了，我筋疲力盡了。”87歲的老人說。
一
密集的炮火聲中，年輕的褚時健精疲力竭，上級要求撤退的命令一次比一次急迫。但他仍在戰場上徘徊，一具一具翻開那些尸體，有自己人，也有國民黨的人。
這個不是。
這個也不是。
都不是二哥。
他執拗地尋找，最終，褚時健背著二哥的尸體回來了。
1949年加入云南武裝邊縱游擊隊，上過戰場，見過生死的褚時健勇毅、果敢。因為這些優秀品質，他被迅速提升，入黨、提干，歷任區長、區委書記、玉溪地委宣傳部干部管理科科長和行署人事科長。
但這個從大山里走出來、當過游擊隊員的男人并不適應政府官員的生活。他的直接和執拗，讓他得罪了一些人。接下來狂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中，他很快被打為右派，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縣紅光農場。
褚時健的商業天分卻在這段艱難歲月顯露出來。1970年開始，他主持工作的華寧糖廠成為當時云南少數盈利的糖廠之一。造反派整日互毆，卻都舍不得把他這個干事的往死里整。 彼時右派相聚，多滿腹牢騷。
一個縣委書記總和褚時健講，“怎么就把我劃成右派”。
“莫管那些事啦。不公平大家都無奈，關鍵是把事情做好。”褚時健寬慰對方。多年以后，他仍清楚記得當年的情景，“他們發牢騷沒有用，起碼我當時做企業，把小企業那一套都弄懂了。”
褚時健很快等到了他的機會。1979年，他被調進瀕臨倒閉的玉溪卷煙廠擔任廠長。
他馬上開始大刀闊斧地對這個半作坊式小廠進行改造。一方面，大舉借債購入國外生產設備，煙廠負債率最高時達到500%；另一方面，引進品種改善種植，從源頭幫煙農種出好煙葉。更關鍵是他分利于人，竭力改善員工待遇。這在那個吃大鍋飯的年代尤為難得，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積極性。據煙廠老員工回憶，起初當地小伙子都不愿意去煙廠工作，褚時健來了一兩年，大家就爭著要進煙廠。
好運接踵而至。1988年，云南連發兩次強震，中央財政無力支援，決定放開云南的煙草管制。與此同時，國家還放開了名煙的價格管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褚時健同時擔任玉溪卷煙廠廠長、玉溪煙草公司經理和玉溪地區煙草專賣局局長，絕對權力，所向披靡。
紅塔山迅速崛起。那時的有錢人，穿個“的確良”襯衫，胸前口袋透出里面裝的“紅塔山”，倍兒有面子。
1990年，玉溪卷煙廠躋身中國工業利稅大戶第三名，此后一直高居榜首，撐起云南財政半壁江山。褚時健也走上了人生巔峰，“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優秀企業家”、“中國十位改革風云人物”等榮譽接踵而至。
偏安一隅的小煙廠成為政商名流趨之若鶩的名利場。但很快，又成了人人噤若寒蟬的調查所。1995年，褚時健被匿名檢舉貪污受賄。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他即將卸任，面對個人創造的巨大財富和所得薪資的落差，他鋌而走險，“在不該拿錢的時候，拿了該拿的錢”。比較陰謀論的說法則是，他得罪人了。這樣的說法幾乎存在于所有類似的企業家入獄故事里。
1999年1月，褚時健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此時，他的女兒已于河南獄中自殺，夫人也身陷囹圄。
大時代的浪潮把他打翻過，又把他送上巔峰?，F在，他第二次被拋棄了。
二
2001年大年三十。一大早，玉溪市紅塔區大營街居委會書記任新明便上山摘菜、殺雞。像前兩年一樣，他要帶上燒好的菜，到監獄陪褚時健過年。這是褚時健入獄后的第三個春節。
從1979年到玉溪卷煙廠蓋職工宿舍認識了褚時健，“褚廠長”一直是任新明的偶像，那時他二十出頭，褚時健五十多歲。褚時健看中他年輕肯干，便提拔他做事，后來把煙廠的輔料交給他做。他們既像朋友，又似父子。“在我眼里，他就是個神一樣。”任新明說。
“褚廠長”出事后，他十分想不通。那么好的人，為什么會遇到這種事。在他看來，“褚廠長”對國家貢獻多，就應該多拿一點。
那兩年，只要貼個“褚”字，沾個“馬”（褚時健夫人馬靜芬）字的人都要被徹查盤問。很多原來和褚家來往密切的人，都不敢來了。專案組的人說任新明，“沒見過你這樣的人，大家都跑了，你怎么還天天來。”任新明說，“我不一樣，沒有他就沒有我，砸鍋賣鐵我也得幫他。”
“做事先做人”，這是他從“褚廠長”身上學到最重要的東西。他自己和整個大營街都是在紅塔集團的蔭蔽下富起來的，現在是他報恩的時候了。
他把“褚廠長”的外孫女接到自己家中。這個自幼養尊處優的小女孩，現在失去了母親，外公外婆深陷囹圄，成了一只孤雁。征求她父親的意見后，任新明把她帶到了自己身邊。小女孩要上初中，他找到玉溪最好的中學，向校長懇求：“幫幫忙，我的孩子沒什么，這是褚廠長的孩子。”
他天天送這女孩子上學、放學，心里想的就是等“褚廠長”夫婦出來，他能把孩子好好交到他們手中。等女孩初中畢業，他花了不少錢，把她送到加拿大讀高中。
任新明一邊做飯，一邊想起從前在煙廠，都是“褚廠長”做飯。“褚廠長”喜歡逛農貿市場，也愛做飯。他做飯非常好吃，就是味道要硬一點。“褚廠長”做的云南“蘸水雞”是一絕，蘸水無比美味，他每次吃剩下都要打包。
今天輪到他給“褚廠長”燉雞了。
但到了獄中相對，兩人反而沒多少深沉的話要講。“褚廠長”只是問他的企業做得怎么樣，而他一遍又一遍地讓老人注意身體。
這是褚時健在獄中度過的最后一個春節。2002年，他辦了保外就醫。
“他們原來在玉溪卷煙廠的房子漏雨。我和褚廠長說，是不是修一下。他說你看著辦，我就修了。我和我愛人在里面生著火住了三天，把房子烘熱了。等到馬老師回來，說真不敢相信。”任新明回憶。后來，在褚時健夫婦的堅持下，他們的外孫女改跟任新明姓“任”。
像褚時健這樣出獄后的企業家，若要重出江湖，多半從事老本行。任新明也和褚時健討論過，但褚時健覺得，社會變了，現在做出“褚煙”也未必好賣。
一天，75歲的褚時健和任新明說，自己要種橙子。這是褚時健老家華寧縣的傳統作物。
任新明極力反對，“你那么大歲數，就安享晚年吧。我來負責你生活，也吃不掉多少。”
“我閑不住。”褚時健說。他向昔日朋友們籌了1000萬，包下了哀牢山上2400畝的政府農場。
“當時沒敢想大規模。搞規模要投資，我投不起。但我有個目標，就是我這個橙要搞到最好。所以我起個名字叫‘云冠’，云南的冠軍。”褚時健對我說。
所謂英雄本色，說的是男人失意落魄時，怎樣找回尊嚴。
三
3000公里外的文藝男馬鉞剝開一只“褚橙”。不同于一般的橙，它皮薄，柔軟，易剝，味甜微酸，質綿無渣。
“閹橙。”馬鉞不屑道。這不是他喜歡的口味。在他看來，橙的辛辣香氣、強烈酸甜都被馴化了。但更多人對這口味趨之若鶩。2014年，因為災害天氣，“褚橙”嚴重減產，產量僅8000噸，一個月內全部售罄，價格提高還供不應求。
馴化滿山的冰糖橙，褚時健用了6年。起初，橙子的味道不行，銷量也不暢。全靠褚時健昔日的朋友、徒弟們幫襯，云南的各大煙廠就把哀牢山的橙子消化泰半。
但就像當年褚時健出山并非僅憑時機，現在，他也不想全靠人脈。他又用上了煙廠的那套打法：重視技術，利益共享。事實證明，這在種橙子上同樣奏效。
他對肥料、灌溉、修剪都有自己的要求，工人必須嚴格執行。種橙期間，遇到任何難題，他的第一反應就是看書，經常一個人翻書到凌晨三四點。他不上網，但是每天看報、聽收音機。就算在山上，《新聞聯播》也是他每天必看的。
“管理果園和管理煙廠一樣，首先要考慮員工利益，不讓他們吃虧，事情就好辦。”說起種橙子，褚時健談興漸濃。他詳細地和我說起，以前這些農民在家鄉種玉米、種甘蔗，一年就賺一兩千塊，現在跟著他種果樹，一年賺四五萬。“每家都有兩臺摩托。他們原來在老家是最窮的，這才出來打工?，F在他們回老家請人吃飯，算是最富的。所以干活才特別周到。”
“云冠”在云南聲名日盛。2012年，褚時健種橙的第十個年頭，經過生鮮電商平臺“本來生活”網的社會化營銷，“褚橙”挺進北上廣，成為全國范圍的勵志象征。
他再次證明了自己，也為聲名所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前來拜訪，青年想從他那里得到智慧，企業家想從他那里得到力量，媒體想從他那里得到故事，官員想從他那里得到助力。他們有時候會問很實際的問題，更多時候只是想要一張和褚時健的合影。尋褚，更像一種儀式。
云南新平縣褚橙莊園，中間的水塘是冰糖橙的灌溉水源
在地方政府的盛情下，褚時健不情愿地上馬了一個新項目——褚橙莊園。
云南省計劃5年內在全省打造100個現代特色農業精品莊園。建成后的褚橙莊園，將囊括當地上萬畝冰糖橙果園，容納游客在莊園內吃住。
褚時健并不相信這個投資2000萬元的莊園可以產生政府所期待的效益。建這個莊園，他需要出資600萬元，其它部分由云南省、玉溪市、新平縣三級政府承擔。
褚橙莊園主打休閑旅游牌，莊園內可垂釣
“一年最多1/3的時間有人來，其余時間都閑置。我一年要拿100多萬來補貼這個莊園，不然人家來了吃不好住不好。”褚時健說。
莊園建設和未來迎客，對果園的影響也很大。可以想象，大家來莊園多是想見褚時健，會給這位年邁的老人帶來多大的困擾。
“他（褚時?。┱f如果回絕了，有點對不起來說這件事兒的好心人。政府也是想把這件事做大，以點帶面。我們新平種了二十多年橙子。銷路一直不行，現在大家都好賣了。”任新明說。
“是‘褚橙’讓你滿足了、甘心了？”我問褚時健。
“也不完全是。搞了這么多年，我感覺我現在全身心都搞不動了。兩條腿不行了，心臟、血管都不行了。”褚時健說，自己隨時可能因為心肌梗塞而死去。
但接著，他話鋒一轉，“可我心里還老想著，現在是1萬噸果子，過個三五年要搞到五六萬噸。這個目標還一直壓著我。如果我現在因為這些毛病一下子不行了，我還有點不放心。這個目標怎么實現？品質能不能維持？我還希望再有十年時間，讓我把這些都辦了。”
“人生總有起落，精神終可傳承”，這句廣告語讓“褚橙”打動了很多人。從生產到品牌都打著深刻褚時健烙印的“褚橙”將如何傳承？
褚時健咳了兩聲，“還能再活多少年，我也沒把握。所以我希望能趕緊把差的東西補上。”
2014年11月20日，褚橙莊園開門迎客，游客如織。褚時健與游客閑聊，逗小孩兒玩。
在他的主持下，2014年果園的土地又被深翻一次，旨在提高保水能力，應對高溫干旱天氣。 他點燃了一根煙，是“紅塔大師”。據說這是紅塔集團向褚時健的致敬之作，空心過濾嘴，1000塊一條。本來還想讓他在上面簽名，但顧慮到簽名就要對品質完全打包票，他最終還是沒簽。
“品牌靠質量，一旦質量出問題，這個品牌就不行了。”褚時健希望兒子褚一斌可以繼承自己的這片心血，把品牌和質量延續下去。
四
從二十多歲開始，褚一斌就一心想離開父親。
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父親并不是一件讓人愜意的事，尤其對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而言。他有了堅強的靠山，也生活在山的陰影里。
剛從學校畢業，褚一斌就被父親安排到煙廠做工人。一天工作11個小時，他沒太多空間設想自己的理想和未來。老父代他做了規劃，但不是他想要的。
更難堪的是，不論他走到哪里，人們都會說，“這是褚時健的兒子”。他想往外跑，想給自己爭一口氣。
剛好一個朋友說有機會去日本留學，褚一斌要奮力一搏，脫離父親的庇護。褚時健給他的條件是“成家了就可以走”。
這有點像民國時期新青年離家求學前的最后一個任務。褚一斌在半年時間內迅速完婚。1987年，他奔赴日本求學，其后在新加坡定居并從事金融工作。此后，褚家突生變故，盛極而衰，褚一斌一直流寓在外。
“我對老爺子一直很佩服，也同情。作為兒子，我肯定想盡力幫他，但我又不愿把自己犧牲掉。”褚一斌說，起初自己不太想回來，因為父親實在是個性格很強悍的人。
褚時健家族觀念極強，家族的事業需要有人繼承。在父親的強烈要求下，褚一斌最終還是回到玉溪。他結束了自己的事業，第二次進入到父親的事業里。
“我今年五十幾歲了，走到哪里還都是‘褚老的兒子’。”褚一斌有些無奈。但他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對這些也釋然了。
褚一斌的做派和褚時健截然不同。盡管也回國干了幾年農業，在他身上還能清晰感受到海外生活多年的金融精英氣息。
2007年底，他剛回國，受父命所托去看一塊地。那天，他和村長、支書、會計等人聊到很晚，索性住了下來。會計把床讓給了他，他才躺下把被子一蓋，就被沖鼻的味道熏個夠嗆。
“從那里作為一個起點，現在我一個月不去田里還真覺得少了點什么。原來的朋友叫我去打球，我說我正打著呢，不過不是用球桿，是用鋤頭。我的球場也夠大，有幾千畝地呢。”褚一斌玩笑道。他搞金融時做海外市場，常年過著晝夜顛倒的生活，現在終于能睡個安穩覺了，身體也好了不少。
12月的玉溪，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加之天氣陰沉，我們在褚家位于大營街的別墅小院里烤火，聊天，并在火上烤起了紅薯、雞翅和云南特色的包漿豆腐。
正熱哄哄的吃著，原本在客廳休息的褚時健忍不住跑了出來，“我來指導你們一下，他弄得不好吃。”
可惜他最終還是沒加入我們。他看了一會我們燒烤，又看了一會院內的花草，最后在一棵結著黃澄澄橙子的小橙樹前久久駐足。
“前年冬天，也是在這里烤火。我一個做基金的朋友來看望老爺子，說您這個東西我給您打包上市多好，老爺子不同意。”褚一斌說。金融是他的本行，可以感覺到，他對資本的看法和父親并不一致。
“我相信我父親對社會進步是理解的。拒絕上市，一個是他年齡大了，一個是他覺得自己承載不了上市后對社會的責任。他的表達方式比較簡單直接。但這個事情我覺得只是時機成熟與否的問題。”在褚一斌看來，眼下“褚橙”的重點還在種植。至于“褚橙”上市，現在不可能，但未來可期。
時代變了，幫助褚時健種橙子的是講義氣、人情味、榮譽感、責任心，但最終燒起來的一把火卻是電商的營銷能力。而未來的發展，還需要繼承者更多的權衡和探索。
“你怎么評價自己的一生？”我問褚時健。
“讓別人去評價吧，我很難評價。但有一點，我在做事的時候，不怕自己吃虧，怕別人吃虧，這是我的優點。”褚時健回答。
少年得志，壯年失勢，中年一飛沖天，老年跌入谷底，卻能以八十高齡絕地反彈，褚時健人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都與社會變革息息相關。
“我的心態是不計較社會對我的不公平。因為現實你沒有辦法，多少人都得低頭。別人說我們這一家，是叫花子養鸚哥，苦中作樂。”他還真的養了不少鳥，客廳地上一排的籠子，不知其中有沒有鸚哥。
“我來云南五年了，好像社會上任何有頭有臉的人都受過褚老的恩。”烤著火，萬科的公關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帶媒體上山見褚時健的情景。那位媒體人發了條拜訪褚時健的朋友圈，立刻就有老領導來回復他，說一定要帶話給褚老，感謝褚老在他們當年最困難的時候，送了一輛車，解決了采訪出行的問題。“所有人都覺得領了他的恩。你看這么多淘寶小商家崛起，大家并不會說我感謝誰誰，只會覺得是自己的努力。”
而此時褚時健鉆進廚房，先是煞有介事地指揮正在做飯的廚師如何蒸香腸，接著又顛起炒勺炒起了豆豉，炒了幾下，似乎覺得無趣，他又把炒勺塞到了廚師手里。
這個老頭兒，還是閑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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