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洪是四川省遂寧市蓬南鎮(zhèn)三臺村村民，1995年在上海打工時帶回一個安徽女人，組建家庭。此后，一個又一個孩子出現在這個家庭。至2012年7月當地政府給何洪妻子安環(huán)節(jié)育前，兩人已生養(yǎng)了11個孩子，堪稱“足球隊”，也因此被當地人稱為“超生游擊隊”。更令當地人不解的是，何洪并未繳納“超生罰款”，而且除了最后一個小孩給親戚抱養(yǎng)外，其他孩子都上了戶口。
“存錢不如存人，多一個孩子就多一分希望。”抱著這想法，四川遂寧市蓬南鎮(zhèn)三臺村何洪夫婦20年間生養(yǎng)了11個孩子。如今面對艱難的生活，他們后悔了。當地鎮(zhèn)政府感嘆“工作棘手”，鄉(xiāng)鄰毫不掩飾表達著“厭惡和排斥”，何洪與家人則感慨著“生活的孤獨”。
孩子講述：自己的家是“黑暗的陷阱”
樓房兩旁是垮得只剩石墻的偏屋，有的用來養(yǎng)豬，有的用來做飯。晴天，廢品傘下的石灶尚能噴出火焰；到了雨天，一家人便只能吃著夾生飯或冷飯，睡覺的屋子也會積水淹腳。生人到訪，家中的3條狗叫個不停，兩只貓也偶爾“附和”。何洪一邊呵斥它們，一邊解釋：它們也是撿來的。
何洪夫妻就在這個屋子里生養(yǎng)了11個孩子。綜合夫妻倆的講述和家庭戶口簿資料，孩子是7女4男，包括2005年出生的一對龍鳳胎。
最大的是女兒，剛滿18歲，已外出打工；最小的也是女兒，不滿4歲，抱養(yǎng)給遠方親戚；另外9個孩子如今都在家中生活，有4人在上學。這些孩子因為長期營養(yǎng)不良，都比同齡人瘦小。
老二何君徽是個男孩，今年17歲，已輟學兩年。他會熟絡地跟著父親招呼客人，并不斷拋出“反腐”、“找工作”等社會話題避免冷場，談吐間有超越同齡人的成熟。他描述，自己的家是“黑暗的陷阱”，生下來就困在這，找不到出路。“我姐姐就刻意避開這里，哪怕在外面租房子打工，也不想回來。”他頓了頓，嘆氣，接著講，“過兩年我也想出去闖，我想改變命運。”
老三何君蕓是個女孩，今年16歲，正念初二。她話少，常常躲開熱鬧，站到遠處。她說，自己成績不好，在學校常有同學嘲笑，希望未來能把成績搞好一點。
老四何君龍是個男孩，今年15歲，因與同學打架剛剛輟學。何洪說，老四出過車禍，腦子摔傷了，脾氣不好，也不會與人溝通。他多是陪著一起笑，講話咬字不清。
其他孩子均未懂事，在田野間追逐打鬧，也在廢品堆里翻著跟頭。
丈夫解釋
想用孩子改變家庭命運
這個家庭的故事可追溯到1995年。
在上海打工的何洪把安徽女人張杏子帶回家。那一年，何洪30歲，張杏子26歲。有村民反饋，張杏子患有間隙性精神病，是何洪從馬路邊撿回來的。何洪稱妻子患病是真，但并非撿回，而是在打工過程中相識相戀。張杏子自稱不知自己患病，只覺得偶爾頭痛，她也表示自己與何洪在打工中相識。
沒有擺酒，沒有領結婚證，兩人開始一起生活。1996年，大女兒出生。1998年，老二出生。1999年，老三落地。此后，家里的孩子越來越多。
何洪解釋，之所以生這么多，是想用孩子改變家庭命運。“存錢不如存人，多一個孩子就多一份希望，只要一個孩子出息了，再帶帶兄弟姐妹，一家人的命運就改變了，也能為國家多做貢獻。”
張杏子則覺得自己完全是被動的，“我們不是刻意要這么多娃兒，只是不懂避孕，懷上后就舍不得打掉，加上我老公是個赤腳醫(yī)生，每次都自己接生，然后就越來越多了”。
為什么何洪夫妻能生下這么多孩子？“我們窮，交不起罰款，他們也就不管”。當地村民則稱，主要因為當時何洪的大哥何學文任三臺村黨支部書記，講了情面。三臺村現任村主任唐朝才也如此認為。
“怎么可能！我對何洪比對誰都嚴厲。”何學文辯解稱，當年對何洪計生的失敗主要是他們夫妻不配合。“我那個兄弟媳婦有精神病，我兄弟又不講道理，好多次硬綁都沒效果，怕鬧出人命。后來他們娃娃生多了，把村里人都得罪了，別人想當然就怪到我頭上來，我也覺得委屈。”
蓬南鎮(zhèn)一名副鎮(zhèn)長針對此問題的回應與何學文類似，他表示這是個“歷史遺留問題”，當初計生部門做了大量工作，有幾次已經拉到醫(yī)院手術臺，何洪夫妻還是掙脫了。“那個女的是外省人，他們之前也沒領結婚證，我們下去查他們就躲，監(jiān)控起來確實麻煩”。
副鎮(zhèn)長說
“政府也相當頭痛”
“真的很不公平，他不但生了那么多，而且每個都上了戶口，一家人還吃著國家低保”。提起何洪與他的家庭，三臺村村民與相鄰的上灣村村民都很排斥。
何洪家的戶口簿顯示，除最后一個孩子外，其他孩子確實都有戶口。對此，當地村民和三臺村村主任唐朝才給不出答案，而何洪本人給出的回答又與蓬南鎮(zhèn)政府的講述截然不同。
何洪說，這些孩子的戶口都是臨近上學時跑到政府各個部門“求出來的”，“我交不起罰款，但去多了，他們也覺得可憐，就給上了”。
蓬南鎮(zhèn)政府一名副鎮(zhèn)長則講述，這些孩子的戶口是在前些年一起上的，“當時何洪終于同意老婆安環(huán)(節(jié)育)，我們從以人為本出發(fā)，也就幫他辦了”。鎮(zhèn)政府材料顯示，張杏子2012年7月安環(huán)節(jié)育。何洪家的戶口簿登記日期則定格在2013年2月。
上戶口一事的“兩個版本”，只是這個家庭現實生活的一個縮影。
據村民講述，何洪時常教唆孩子到村民家中或地里偷東西，“只要他們看得眼熱，轉眼就沒了，所以村里人看到他們就關門”。記者采訪期間，村民見到何家孩子就關門或躲開的場景也有出現。
蓬南鎮(zhèn)上述副鎮(zhèn)長對此的描述與村民一致，他稱“政府也相當頭痛”。該副鎮(zhèn)長講述，何洪“很無賴”，隔三差五就到鎮(zhèn)政府要補貼，如不同意就到縣里信訪，“我們很多時候只能息事寧人”。來自蓬南鎮(zhèn)民政辦主任楊燕中的數據顯示，何洪一家2006年開始就有8人享受低保，每月共880元；2014年臨時救助2800元，2015年至今已救助500元；每到農忙時節(jié)，政府還幫其購買種子、肥料等；2014年3月縣民政局還撥款幫其新建房子。楊燕中說：“我們最初的預算是4.6萬元，結果他不按規(guī)則，硬生生要了11萬元補貼。你不給，他就鬧，真是把政府給綁架了”。
蓬南鎮(zhèn)政府多名負責人表示，經常受到何洪的騷擾，“他動不動就拿縣領導來壓我們，說跟他們很熟”。
然而，何洪夫妻和孩子卻對自己的生活有另一種描述。針對村民的投訴，何洪形容是“扣的屎盆子”。“小孩子不懂事，到別人地里摘果子或玉米這種事確實有，但我從沒教唆他們，我還時常因此打他們。結果村里出了什么事都往我們身上推，都往我們身上罵”。何洪多個小孩也說，父母不讓他們去偷人家東西，餓了會去路邊摘野橘子吃。
何洪承認接受了政府的救助，但他不承認是自己“鬧的”，而是“一次次求來的”。對于新建房屋的款項，他稱是向政府借了3萬多元，其余的錢是向親戚朋友湊的。
妻子感慨
“這輩子命苦”
“生活在這里真的很孤獨，沒有人瞧得起我們”，何洪說，好多次想舉家搬走，但走投無路。如今，他漸漸覺得當初“存錢不如存人”的想法是錯的，但到了這步田地，又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一陣刺耳的哭聲打斷了何洪的講述—老七和老五玩牌出現爭執(zhí)，打起架來。何洪和老二趕緊跑去勸阻。此時，家里最小的孩子已倒在屋門口熟睡，其他孩子默默守在母親張杏子身邊。張杏子往灶里添著柴火，連說了兩句：“這輩子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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