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中村改造工程，“絆倒”了廣州市副市長曹鑒燎，端掉了整個村干部班子，牽扯了一批開發商。
高官庇護村官出地房企出資
走進冼村，眼前是一片“握手樓”。有的樓房被拆掉大半，廢墟上長起了荒草，垃圾遍地，臭味彌漫，與周邊的高樓林立形成鮮明對比。一位村民指著旁邊一座商業廣場說：“那里以前都是冼村的地，很便宜就被賣掉了。”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廣州中央商務區珠江新城的開發，冼村大片土地被征用。改造消息傳出，對“低價賣地”早有不滿的村民持續上訪舉報，冼村領導班子最終被“一鍋端”。紀檢、檢察部門由冼村案順藤摸瓜，發現時任廣州市副市長的曹鑒燎涉嫌接受巨額賄賂，廣州市協作辦黨委副書記何繼雄也涉嫌受賄。曹鑒燎隨后被立案檢查，并于今年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一個村官、高官、開發商三者合謀、共同進退的腐敗“鐵三角”逐漸浮出水面。
曹鑒燎，1995年任廣州市天河區沙河鎮黨委書記、鎮長，此后又升任天河區區長、區委書記等要職。據知情人士透露，上世紀90年代，珠江新城主要是村集體和開發商聯名開發，一個出錢，一個出地。有時村里對土地出租要價較高，開發商便“公關”曹鑒燎。曹鑒燎幫忙壓低價格促成合作。為表“感謝”，開發商或直接向曹鑒燎、村干部等行賄，或承諾日后按差價百分比分成。
由于獲得官員、村官協助，開發商得以低價拿地，讓大量黃金地段的土地被開出“白菜價”。冼村共有物業47萬平方米左右，其中約35萬平方米明顯低于市場價出租。租金最高的也只有每平方米25元，而珠江新城普通商品房價格卻已達每平方米四五萬元。
“一言堂”架空民主決策
在各地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土地需求急劇膨脹，土地價格節節攀升，形成了巨大利益誘惑。
在冼村的案例子中，剝奪群眾參與權、袒護村官，被冠冕堂皇地命名為“經驗創新”。2001年曹鑒燎任天河區委書記時，借“村改居”把天河區城中村居民劃分為社區股東和社會股東，以至于4000多冼村居民有半數以上成員因在外務工、經商變成了社會股東，沒有參與村中重要事項決策的權利，大大減少了村班子操盤賣地的村中阻力。
部分地方干部透露，此類“創新”缺乏科學論證、民主決策，多半是企業提出“突破”現有政策需求，主管部門就來“想辦法”，地方主管領導批準。
織密反腐“高壓網”
曹鑒燎、何繼雄及冼村班子成員落馬后，村民拍手稱快。一些專家建議，隨著經濟發達地區城中村改造越來越多，急需織密反腐“高壓線”，打造監督村班子的“曝光臺”，粉碎高官、村官、開發商腐敗“鐵三角”的利益鏈條。
目前，廣州正在建設“三資”——資金、資產、資源交易平臺，對所有村社“三資”進行清理、登記、入庫管理，區鎮兩級分別成立由紀委監管的“三資”服務管理中心。所有農村的物業出租、工程發包、土地招投標等，都必須走登記、審批、交易申請、受理、招標公示等一系列程序。
除了打造第三方平臺，更重要的是管好村集體經濟的“掌舵人”。廣東省委黨校教授唐代望說，“村改居”后，村干部變成了公司經理，操縱資金動輒上億，但多數沿用過去管村務的方式來操控村集體經濟事務，方式過于滯后。可借鑒東莞等地探索聘請職業經理人經驗，使公司管理專業化、職業化，符合市場規律。
此外，村干部身份變化也帶來法律追責問題。據辦案人員介紹，村集體經濟管理者身上公職人員色彩更加淡化，貪腐手法更加多樣，刑法中僅有極少數規定可對其追責。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同時上級黨委要加強監管，重大事件報上級部門同意，一般決策報街道辦備案。
據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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