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中國經濟面臨諸多內部和外部挑戰，需要進一步挖掘經濟發展的潛力和空間。如何看待當前面臨的挑戰？如何拓展經濟發展空間、穩定就業保障民生？新華社記者近日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
一個趨勢兩個轉折 新格局應對新挑戰
“第一個季度我們經濟增長速度是負的，但由于我國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現在已進入一種常態的狀態。因此，我們隨后的經濟恢復也就比較快，二季度經濟增速轉正，預計全年經濟為正增長。”采訪伊始，蔡昉如是說。
對于中國經濟未來面臨的挑戰，長期從事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蔡昉用“一個趨勢、兩個轉折”來概括。
“總的來看，全球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也遭遇了逆全球化的潮流。”蔡昉說，國際經濟“長期停滯”將成為常態，“不能期待世界經濟在短期內會有很強的反彈，會為中國創造很多機會，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從國內看，中國面臨老齡化挑戰。一個轉折點出現在2010年，勞動人口減少，勞動力短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優勢逐漸喪失；另一個轉折點預計出現在5到10年內，中國人口將達到峰值，進入負增長。這可能導致需求側變化，消費需求會受到沖擊。
應對挑戰，需要全局戰略。在蔡昉看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將國內大循環和對外開放有機結合的發展格局。
“雙循環的新格局實際上是我們傳統比較優勢的一個拓展，是我們應對未來挑戰的根本出發點，能為我國‘十四五’時期創造新的發展機遇。”蔡昉說。
他認為，雙循環新格局的用意在于，既要關注供給側，也要關注需求側；關注外需、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的平衡，注重挖掘消費需求的巨大潛力，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加大再分配力度。
擴消費拓優勢 再造經濟發展空間
面對變化，中國經濟如何“逆風起舞”？蔡昉說，首先要牢牢把握我國價值鏈的比較優勢，繼續保持對外開放。
同時，中國是一個大國，區域之間有發展差距，資源稟賦有很大不平衡，因此，可以打造國內版“雁陣模型”，使得產業從沿海地區轉移到中西部地區能有更長調整時間，實現產業升級。
“中國擁有14億人口，其中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這本身是一個龐大的市場，未來是一個潛在的更龐大的消費市場，這一巨大優勢使得貿易伙伴、投資者在決策中給予更高的權重。”蔡昉說，“十四五”期間應當繼續改善收入分配，進一步減小區域差距、城鄉差距及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
蔡昉提出，我國新型城鎮化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對擴大消費和經濟增長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蔡昉列舉了一系列數據來說明我國未來城鎮化的發展空間：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平均城鎮化率為66%，而我國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升至60.6%。與同等發展階段國家相比，我國城鎮化還有約6個百分點的提高空間。此外，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還有約16個百分點的差距。
“不論在一線城市、二線城市，還是在近3000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我國城鎮化發展都有巨大的空間。”蔡昉說，現在是推動新型城鎮化的最好時期，其核心是以人為中心，讓農民工落戶城鎮。
穩就業保民生 增強就業政策措施針對性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蔡昉說，我國經濟恢復在加快，今年全年就業目標可以完成。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有一些企業還沒有恢復過來，此時應加大經濟活力，加大創業力度，不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要繼續改善營商環境，增強就業政策措施的針對性、精準性。”蔡昉說。
在應對疫情沖擊的過程中，我國推出了很好的財政支持方式，如2萬億元中央新增財政資金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蔡昉說，這一做法應該常態化。財政支持資金應該對著最基層，直接對準企業，并直接到人，加大低保、社保、失業等補貼和發放，保持家庭收入穩定、能繼續消費。“消費是企業復蘇的關鍵，也是經濟復蘇的關鍵。”
重點群體穩，則就業大局穩。蔡昉說，要進一步發展農村產業，包括農業農產品加工業和其他的相關產業，幫助農民在家門口創造就業機會，保持其收入增長，這是巨大的挑戰和機遇。此外，要加大就業扶貧的力度，對有特殊困難的貧困勞動力要用社會政策托底保障。
對于今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蔡昉說，疫情影響下，會有補償性消費、替代性消費和誘發性消費三個新的消費點，這會給大學生就業提供新的機會，各地應把就業扶持政策落實到位，改善其創業就業條件。
對于經濟社會發展中突然發生的“黑天鵝”事件和可能出現的“灰犀牛”事件，蔡昉認為，要堅持“底線思維”，對危機的發生隨時有所準備。“防范疫情常態化，防控越好，經濟社會恢復也就越好。”
記者王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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