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 唐燁熠
在進出口呈現“雙降”的局面下，上半年的外貿形勢并不樂觀。與此同時，中國遭遇貿易救濟調查的數量卻在增加。
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提供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共遭受18個國家和地區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53起，涉案金額52.9億美元，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20.4%和136%。
其中，6月份單月案件就有17起，環比激增128%，創下上半年單月案件數量和環比增幅兩項新高。
“貿易救濟措施濫用的背后其實是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近年來有所抬頭，此外，在歐美制造業回流和東南亞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這種雙向疊加的形勢下，貿易摩擦在所難免。”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發起方趨于集中
上半年，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呈現單起案件金額增大，且發起方趨于集中等特點。其中，美國是對中國發起“雙反”調查最多和涉案金額最大的國家，立案數量和涉案金額分別為去年同期的4倍和13.6倍。
此外，印度以11起的立案數量成為上半年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最多的國家，俄羅斯涉華案件金額5.77億美元，僅次于美國。
針對貿易救濟調查激增的原因，白明認為，作為貿易大國，中國遭遇貿易救濟調查的機會也較以往增多，加上各國面臨就業等因素的影響，貿易保護主義近年有所抬頭。加上中國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本來就是粗放型的，與其他國家重合度較高，尤其是市場飽和度高的行業，摩擦很厲害。
此外，反傾銷調查仍是國外對中國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措施。保障措施案件比重由去年同期的11.3%升至今年的24.5%。反補貼調查案件比重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立案國別呈向發展中國家蔓延的趨勢。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馮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貿易大國，外貿規模的擴大必然對他國市場進行更多擠占，貿易摩擦次數隨之會增加，未來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數量會上升，但是比重會下降，發展中國家的比重會上升。
白明稱，從目前的形勢來看，貿易摩擦在未來將由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更多了。此外，貿易救濟調查還具有從顯性轉向隱形，準入轉向準出的特點。
數據顯示，國外對華發起的66起貿易救濟調查共涉及冶金、化工、建材、紡織、機械等9個行業，其中，化工、冶金和金屬制品是國外對華反傾銷調查的重點產品領域，金屬產品則是補貼調查的重點。高新技術領域摩擦增多。
平衡貿易結構
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預計，下半年美歐等發達國家對中國產品發起若干調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有可能追隨發達國家對我國競爭優勢產品發起反補貼調查，中國貿易摩擦形勢依然嚴峻，須妥善應對。
上海海關學院副教授查貴勇撰文指出，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出口國，與各國的貿易往來增多，加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中國面對的貿易摩擦增多局面難以在短期內根本扭轉。
日益加劇的貿易摩擦也對中國的外貿形勢產生影響，對此，馮雷判斷稱，貿易摩擦對于外貿發展肯定造成影響，但是影響力度不能夠放大。
馮雷認為，摩擦雖然在增長，但占比并不大。
“貿易摩擦是企業的問題，而外貿目標是國家的問題，不能混淆。總體來說，情況不樂觀，產生了比較負面的因素，但這絕對不是根本原因，不可以將目標是否可以達成歸結到摩擦上。”他建議，如果中國適當增加進口，進出口平衡一些，貿易救濟調查將會適當減少。
白明則認為，在選擇發展產業時，應當注意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如果國際市場飽和度較高，則要慎重選擇，不能重疊太多。在面對貿易救濟調查時要積極應對，既要以談判等方式被動應對，也要學會博弈，主動出擊。
此外，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直接在國外辦廠，與當地合作，可以減少摩擦產生的機會，并以合作創造更多發展。
馮雷稱，如果他國貿易救濟措施不合理，那么政府就要站出來，通過訴訟等方式據理力爭。如果在合理范圍內，就是企業發展策略問題，企業受到擠壓后，外在約束力上升，成本上升，企業就會尋找新市場，這從長遠來看，是互利共贏的。
今年五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支持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其中涉及優化貿易結構、改善貿易環境、增強外貿企業競爭力等多項政策，將對貿易摩擦的減小起到規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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