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專業的知識判斷，都需要直面公眾基于常識的疑慮，也離不開開放化的程序設計和當事人監督
一波三折的南京寶馬肇事案又有新進展。南京市交管局日前發布最新消息，稱肇事司機王季進經權威機構鑒定，其在作案時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對此律師表示，今后在法院進行量刑時，很有可能參照這一鑒定結論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
這一極端交通肇事事故發生后，引起了大眾輿論的廣泛關注。從肇事者是否酒駕、毒駕，到是不是替人“頂包”，警方執法經歷過山車般的“質疑—釋惑”過程，但效果似乎并不是很好。尤其是警方一開始稱“車速確實要比身邊車輛快一些，但并沒有出現狂奔的現象”，而隨后鑒定出的肇事車時速達195.2公里。有此背景，該案的執法進程應當更加開放透明、精耕細作，以提前防范可能發生的質疑。
遺憾的是，依據法律規定進行的司法鑒定，對此的回應不夠有力。鑒定的詳細依據是什么？如何證明作案時正好處于發病狀態？司機王某家庭背景對鑒定結論有無影響？受害人家屬提出，“鑒定書上關于作案時的精神狀態是如何鑒定出來的”？這些疑問說到底，都是擔心“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會成為一種人為減罪的“神器”。
不可否認，警方無論是委托醫療機構進行司法鑒定，還是只向被害人家屬通報鑒定意見結果，都是嚴格遵照了法律規定。但這并不意味著就可以自然消除公眾疑問。
本案中，王季進被抓后的異常表現，究竟是平時就存在精神疾病，還是經歷交通事故后受到精神刺激？目擊者稱其開車前曾情緒異常、不斷講“煩死了”，這是否構成精神障礙疾病的充分必要證據？現代社會人的壓力都很大，“路怒癥”現象更是普遍，如何區分正常的心理壓力與精神障礙的界限？這些懸置在普通人心中的疑問，需要專業知識權威的開放式回應。雖然法律沒有要求執法部門告知當事人鑒定過程，但對于已經產生公信力危機的影響性案件，公開鑒定生成結果的檢驗過程，尤其是檢驗方法、鑒定標準和規范等重要環節，恰是回應質疑、消除猜忌的最佳方式。
司法鑒定有其專業判斷邏輯，但并不意味著其過程就可以封閉化。再專業的知識判斷，都需要直面公眾基于常識的疑慮，也離不開開放化的程序設計和當事人監督。我國刑事訴訟法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意味著其并非最終司法認定的證據，要增強其證明的效力，就需要強化鑒定過程的正當性。
專業化時代，知識也是一種權力，尤其是當執法需要借助知識權威時，更需要對知識權力本身進行規范、約束和監督。無論是精神病鑒定還是司法過程本身，都是專業知識判斷，都需要遵從公開透明的程序法則，如果一味以專業知識權威自居，拒絕向公眾開放，那么再客觀公正的結論都可能遭遇被質疑的結果。在南京寶馬案中，輿論一路盯住不放，并對鑒定意見提出疑問，無非是擔心暗箱操作，會損害社會公正的底線，蠶食司法正義的基石。
因此，面對質疑，刑事執法不能放棄說理，專業知識判斷亦不能放棄說理。化解公眾對于司法公正的焦慮，增進當事方對司法結果的信任，傳遞司法公正的品格，都需要刑事執法機關在各個環節不斷完善，恪守程序正義，以更加中立、更加透明、更加開放的程序推演，展現執法的無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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