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公布。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國總人口數為141178萬人，較2010年增加7206萬人，折合年均增速為0.53%，低于2000-2010年期間的0.57%，表明我國人口近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同時，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遠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日美等國家。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18.7%，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上升5.44個百分點，正逐漸接近中度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人口占比20%-30%）。
老齡少子化，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重視。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十四五”時期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大政策舉措匯報，審議《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會議決定，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至此，全面二孩政策5年之后，三孩政策鏗鏘上路。三孩政策之下，深度老齡化帶來的系統性社會危機是否會迎刃而解？生育三孩又是否能解決我國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人口結構性問題？
▲全面二孩政策5年之后，三孩政策鏗鏘上路
01
深度老齡化社會緊逼
“老齡化”，是指一個社會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達到或超過一定比例的人口結構。
據1956年聯合國《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確定的劃分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時，則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占比達到14%以上，為深度老齡化社會；占比超過20%，則進入超老齡化社會。
2000年11月，中國進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8811萬人，占總人口6.96%；60歲以上人口達1.3億人，占總人口的10.2%，這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2021年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人，在總的人口中占比為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064萬人，占比13.50%。
另一方面，從我國人口出生率來看，2018年和2019年分別為1.1%和1.05%。2020年為0.87%。接近日本1988年~2004年的水平。不過，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從1.1%下降到0.87%花了15年時間，我國卻只用了3年。而日本，早在1995年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并在2006年進入了超老齡化社會。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按照現有的速度，預計2025年我國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不細談老齡化形成的原因，也不細談老齡少子化可能存在的危害。回顧一下近年來的生活場景。就會理解廣場舞的蔓延其實是時代的產物。而生育率的下降，也的確讓人心憂不已。
從經濟學角度出發，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是由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共同影響的。例如，根據丹尼森大學的研究，美國1929年-2011年間GDP年化增長3.02%，其中1.23%來自勞動力貢獻，0.74%來自資本，1.04%來自生產率提高。
可見，在我國社會與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人口紅利不僅存在，而且還不是簡單地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是2016年全面放開二胎生育，中國2020年新生兒人口幾乎確定在800萬人以下。基于此，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將降至0以下，人口負增長。
由此不難看出，2016年全面放開二胎生育以后，原本期望的人口增長率迅速反彈并沒有到來。比新生嬰兒數量快速下降更令人擔心的，是新一代年輕人的生育意愿急劇下降，在人口死亡率略有上升的情況下，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迅速下降。
結合第七次普查數據可以判斷，2020年-2022年我國人口總量大概率見頂。而此后，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將呈現下降趨勢。在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的情況下，社會勞動人口、社會生產率都將面臨下滑。據有關人士測算，到2028年，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將超過新出生人口700萬人之多，中國將比日本更加迅速地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到那個時候，5%會成為一個實際經濟增長率的天花板，GDP增速能維持在3%左右就很不錯了。
到這里可以看出，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早期人口政策已經不再適用于快速呈現老齡化的社會發展。隨著老齡化的進擊，我國面臨社會生產結構的調整。這需要更為合理的人口結構和更高質量的人口。
02
“三孩”解決發展問題
那么“三孩”政策都能解決哪些問題呢？
出臺“三孩”政策，目的是改變目前總和生育率過低的狀況。因為長期低生育率和人口規模萎縮，會加劇經濟和社會的內卷化，導致經濟增速回落和綜合國力衰退，社會階層固化和創新動力喪失，養老金的持續性也將成為問題。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王靜文表示，“僅靠三孩政策很難扭轉人口下行趨勢，還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甚至要由‘允許生育’變成‘鼓勵生育’，才有可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實現高質量發展。”
“從施政層面看，‘三孩’首當其沖是要解決社會老齡化的問題。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要看到三孩政策除了提高出生率外，對于‘優育’的要求，很有可能會帶動整個生產結構的改革。”中國城郊經濟研究會理事、浙江科技學院教授葉俊燾表示，“三孩不能僅僅停留在改變人口數量的層面，更多的是要考慮，如何通過教育這一百年大計，提升人口質量。”
社科院人口專家王廣州預計，“中國的二胎政策所鼓勵的生育紅利，大約會維持7.5年，2024年以后，這種紅利就基本消失。”
這意味著，二孩在改善人口結構和質量上，所能提供的貢獻實際有限。這里面，還有一個邏輯——“二孩沒有完成的任務，需要三孩來接力。”
很明顯，這樣想是不對的。
二孩的政策層面可能僅僅是為了延緩老齡化社會帶來的種種弊端。而三孩則很明顯體現出了，對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這些要求，是怎么通過一個人口政策來體現的呢？
仔細分析，我們看到兩個現實。一是現有的育齡人口有兩個標志：一是他們大多是獨生子女，第二他們是現有主要勞動力。恰恰是這幾代人，承擔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重任。也是這幾代人，面臨著四老一小或者四老兩小的高昂撫育成本。
▲綜合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可以判斷，2020年—2021年我國人口總量大概率見頂
另外，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政策推行的深入，圍繞三孩在生育、教育、醫療、養老、快速消費品、農產品等環節的需求將進一步釋放，這除了推動產業發展外，也將大大促進就業。
“三孩政策出臺之后，除了改善性住房之外，還會對玩具、童裝、奶粉、輔助生殖等行業帶來拉動效應。”王靜文表示。
王靜文同時也指出：“不過總體來看，由于每年新增三孩數量有限，我們預測每年新增三孩的數量大致在30-40萬人左右，難以扭轉新增人口下降的趨勢，這些行業很難獲得爆發式的增長。”
這其中，從教育的角度看，新推行的三孩政策并不是要回到那個英雄母親的時代。同樣是做大人口基數，現有的教育配套，可以實現更多的人才“優育”。
中國城市房地產研究院院長謝逸楓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三孩政策對經濟發展是有推動的：“首先是人口基數增加，能給未來的制造業提供新的生產力和消費力。最重要的是為城市發展建設提供更多未來的優秀的人才的儲備。”
同時，在企業層面，如果三孩政策能夠在稅收、政策扶持等環節給予保障，甚至獎勵。那么，企業大概率是從促生保產的角度去創新用工方式和薪酬體系，在這一方面，增加就業崗位的同時，從人力資源角度來看，也有利于避免人才浪費的情況。
03
“三孩”打開未來之門
“不過，放開三孩生育并不意味著生育率就能如期提升，這只是一個非充分條件，還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來提升生育意愿。”王靜文表示。
可見，三孩政策真正要發揮作用，還是需要看配套政策的力度。由于生育意愿和育齡人口的下降，只是放開三孩不會對總體生育率有太大影響，每年出生人口也不會因此增加很多，2016年的全面二孩已經在數據上做了很好的證明。
從本次提到的三孩配套措施來看，主要有六條：第一，要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的教育引導；第二，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第三，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第四，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降低家庭教育開支；第五，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第六，對全面兩孩政策調整前的獨生子女家庭和農村計劃生育雙女家庭，要繼續實行現行各項獎勵扶助制度和優惠政策。
與前四條不同，第五條和第六條均是最新的政策點。其中第五條提到了稅收和住房等支持政策。這一點即便國家不提，三孩政策自身也自帶樓市話題。比如，房子更大、學區更好等等。
不過，目前遏制人們生育意愿的主要是經濟因素，而不是政策因素。這其中，經濟因素中，撫育成本主要還是看“房價”和“教育”。再就是獨生子女這一代所獨有的養老問題。
對此，謝逸楓也認為：“從三孩的施政基礎看，最重要的就是解決好住房、教育、生育成本和因為生育帶來的其他生活成本的問題。”他指出，“真正鼓勵生育三孩的角度出發，那么，可能要打破孩子越多越困難，或者說是越貧窮的這種觀念。”
葉俊燾則指出從二孩到三孩政策，從施政層面去看，政策的層面是比較清晰的。他說：“從允許生到鼓勵生，政策是逐步釋放的。這其中，也重點在改變人們對于生育的觀念。”
因此，“在實施過程中，三孩政策不會立竿見影。即便二孩政策也尚沒有全面二孩的趨勢。”葉俊燾說：“現在來看，讓獨生子女去實現二孩生育、三孩生育，需要一定的基礎環境和時間。”
由此可見，由于歷史原因的疊加。在“三孩”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需要面臨措施改善，以及全面實施時間的問題。但是，面向未來，“三孩”政策也是刻不容緩。
記者 趙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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