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蓋中國90%的智能手機，月活躍用戶約6億。這是誕生5年來，微信的最大資本。
《新周刊》雜志曾在2007年9月推出一期封面文章《信息過剩時代的“不知情權”》，詳盡闡述了信息泛濫對人類生活的諸多不利影響，并引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在1978年的預言：除了知情權以外，人也應該擁有不知情權，后者的價值要大得多。過度的信息對于一個過著充實生活的人來說，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文章面世多年后的今天，媒介和信息流的發達程度較以往更甚，人類已經全面進入移動互聯網生活新時代，智能手機成為最重要的生活伴侶之一，而由此引發的無處不在、日新月異的微信等社交新媒體，正在全方位席卷與改變人類生活和思考方式。
在近日2016年微信公開課廣州站的第一場，“微信之父”張小龍就希望每一個微信用戶都能夠盡快地離開微信。如果你每天在微信里花太多時間，“我們很擔心”。
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你是第幾名踏上微信星球的人？還記得你在這里的第一個朋友嗎？2015年，紅包的收支是否平衡？在帶著懷舊風的統計數據“我和微信的故事”刷爆朋友圈的同時，人們忽然發現：生活基本被“微信化”了。
這不是個人感受，數據亦可為證：55.2%的用戶每天打開微信超過10次，25%的用戶每天打開超過30次。對于越來越多的人而言，微信成為一天的開始、一天的陪伴和一天的結束。目之所及、身之所處，皆有微信朋友圈的包圍，有些人心甘情愿地“醉”在其中，有些人無可抗拒地“裹”在其內，大有一種“不在微信中進化、就在微信外落伍”的趨勢。
于是，因微信所感染的那些病癥也愈發顯形，加速在社會機體中蔓延，侵入每一個正生活在微信里的人。
你是第幾名踏上微信星球的人？還記得你在這里的第一個朋友嗎？在帶著懷舊風的統計數據“我和微信的故事”刷爆朋友圈的同時，人們忽然發現：生活基本被“微信化”了。
這不是個人感受，數據亦可為證：55.2%的用戶每天打開微信超過10次，25%的用戶每天打開超過30次。對于越來越多的人而言，微信成為一天的開始、一天的陪伴和一天的結束。有些人心甘情愿地“醉”在其中，有些人無可抗拒地“裹”在其內，大有一種“不在微信中進化、就在微信外落伍”的趨勢。
從依賴到焦慮
一小時不看微信，感覺像錯過了幾個世紀
公務員李俊的大部分時間，都沉浸在微信的虛擬世界里。
每天他醒來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看微信。開車上班，堵車時刷朋友圈，等紅綠燈時也盯著手機看，分秒必爭。
白天，李俊幾乎把所有碎片化的時間都用在了微信上；晚上下班，還有一堆微信公眾號等著他過目。他主動在群里發起話題，引導討論，以維護群的活躍度；他翻看認識的不認識的人發來的看不完的微信消息，迎來送往……
“每天的工作從起床后處理‘群消息’開始。”這是微信團隊《微信生活白皮書》中描述的一個典型微信用戶的行為習慣。
李俊說：“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拿起手機看看，生怕錯過了群里的消息。以前半個小時看一次，現在幾分鐘就看一下，連去衛生間不帶手機都覺得少了點什么，感覺自己患上了微信依賴癥。”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羅家德認為，人們的社交圈是一個包括內核圈、外層圈的分層結構。內核圈是由強關系組成的緊密圈，外層圈是體現弱關系的一般圈。對微信群來說，因為不見面、不認識的人也能形成群，這就可能使外層圈的交流沖淡了內核圈的交流。“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看似多了，關系卻變淡了”。
微信加了幾十個群，通訊錄名單幾百人，每天要花數小時看完每一條更新的朋友圈狀態，甚至有人說“一個小時不看微信，感覺像錯過了幾個世紀”。但70后企業主管黃女士的看法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觀點：“每天花很多時間刷微信，感覺學了不少知識，可一天回想起來，根本沒記住幾條真正有用的。”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得到的卻都是碎片化信息，不少人因此產生了焦慮。
從現實角度來說，花越多的時間看朋友圈，說明在現實生活中做事情的時間就越少，與家人、朋友真正面對面交流的時間也會大幅度壓縮。
“我注意到，有一些基本不刷朋友圈的人，他們往往在生活中有某些著迷的興趣愛好，為此投入了較多精力。”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醫學科副主任醫師吳楓表示，社交軟件這么火爆，恰恰說明整個社會人群的心理需求滿足不夠，人們太過于忙著賺錢、忙著生活，但內心渴望交流、渴望受關注等情感需求沒有獲得充分滿足。
因微信生出的焦慮，不只來自信息過剩和無窮無盡的朋友圈信息。
“我每次發出去的語音消息，都忍不住要重聽一次，甚至重聽好幾遍。這是不自信的表現嗎？”這是29歲白領小曹的一塊心病，自己發現這個問題后，她詢問過周圍的幾個朋友，發現不少人也有重聽自己語音的習慣，主要是為了確認自己說得清不清楚，有沒有什么錯誤。有些人則表示聽自己的聲音感覺挺好，有自我欣賞的成分在其中。
此外，22歲的大學生琳琳提到一個現象：每次群聊時，大家本來討論得挺熱鬧，她一說話，就突然沒人接茬了，特別尷尬。有時候遇到這種情況，她就會很焦慮，不停地看手機，或者絞盡腦汁提出點新的話題讓大家來接，很怕自己變成群聊的“終結者”。
在一個熱鬧的場景中，一個人說完后忽然沒人再說了，面對這種沉默，哪怕只有短短的幾秒鐘，一般都會令最后發言者不自覺地陷入尷尬。其實，沉默的原因有很多種，可能某句話很深刻、很有分量，引起參與者的思考，或者說話的內容屬于壓軸性的總結，都可能使群聊出現沉默。
但不管什么原因，害怕做“終結者”也投射出人們的社交焦慮，技術進步讓我們變得無比強大的同時,也讓我們的內心變得極其脆弱。
工作休息沒了界限
“其實我們都沒看完，但是都轉了，就是告訴領導‘我看了’。”
“有人說，一個人在微信群里有多活躍，在現實生活中就有多無聊。”80后白領王欣認為，在微信群里不應活躍過頭，否則會給別人帶來煩惱。比如，單位群、部門群的建立本是出于工作需要，對這類工作群，不能“全天候”沒完沒了，一些人喜歡下班時間仍在群里跟同事談論工作、向下屬詢問工作進展甚至分派任務，無疑會增加別人的壓力。
還有一些“群友”，喜歡在工作群里談私事、曬私照，特別是雙休日、節假日，其實是混淆了工作群和朋友群的界限。“我很納悶，有這閑工夫泡微信群，為什么不利用休息時間多陪陪親友、多享受生活？難道待在微信群里曬著聊著就是他們唯一的樂趣？”王欣不解。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曾對2086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3.3%的受訪者認為微信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有47.3%的受訪者認為微信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過去使用電腦QQ群，只是白天工作時間在線；現在用手機微信群，就是24小時在線，晚上或者周末休息時，單位領導也有可能在微信群里布置工作，客戶也可能在群里提出要求。現在，我晚上也不敢關機，工作生活分不開，周末也感覺不到放松，壓力實在太大了。”王欣說。
此外，王欣還發現，微信朋友圈也會帶來“社交綁架”的隱憂。有同事出去旅游總是要發照片，“你本來不感興趣，但其他同事都在下面點贊、回復，你不說話就會顯得不太合群，所以只能附和”。
但機關處級干部蔣力卻覺得，工作本來就和生活息息相關，微信只是順理成章地把二者聯系在了一起。“反倒是工作群里，大家有時會閑聊，可能還拖慢了工作的進度。”蔣力認為這才是微信工作群的弊端。
今年5月，白領胡宗方供職的一家設計公司人力資源部發布了一則令人哭笑不得的通知，要求每位員工在一個月內，發動家人朋友關注公司微信公眾號，并將成功關注人員的微信賬號上報至公司核對，每人最少“發展”30人，上不封頂，各部門的完成情況還要計入季度考核指標。
“我們的業務專業性非常強，我拉了一堆七大姑八大姨，其實她們壓根看不懂，也不感興趣。”胡宗方說，關注公眾號要根據不同人群，自然而然，可現在完全變味了。他只能告訴親朋好友，“只要堅持到我考核結束，然后取消關注就好了”。
“不僅要關注公眾號，有時還要為領導的講話賺閱讀量。”胡宗方的同事小露說，公司領導轉發一條朋友圈，配上文字“這是某集團領導的講話，請大家認真學習”，之后，幾乎所有職員都會立即轉發，“其實我們都沒看完，但是都轉了，就是告訴領導‘我看了’。”
“這是我的生活圈，憑什么領導可以強制考核、被迫轉發，有依據嗎？”胡宗方不解。
排著隊去“點贊”
“點贊的同級間居多。上級如果給下屬點贊，就相當于口頭表揚了”
下級能成為上級的微信好友，似乎也成為了一種新的官場肯定。
去年12月，《廣西日報》官方微信發表題為《這條微信竟然驚動了柳州市委書記，他在朋友圈點贊并轉發》 的文章。文如其題，一條微信被市委書記轉發并點贊，被官方媒體定性為一種官方的認可與贊揚。
原三亞市長王勇，曾在朋友圈感慨：大年三十我病倒了，不是累的，是流感。三天輸液，高燒始退。海南媒體報道，王勇這條朋友圈得到了時任海南省省長蔣定之的肯定，稱贊王勇“微信寫得很平白很樸實，這種形式非常好”。
上海市某機關公務員李麗也注意到，官員們的微信朋友圈里，“點贊的同級間居多。上級如果給下屬點贊，就相當于口頭表揚了。”
如果是領導轉發的，下屬都默默點贊。甚至，有些單位領導分了派系，會根據給誰點了贊來判斷他們有沒有“站對隊伍”。
吳宇萱供職于一家房地產公司，她所在的企業里，“給誰點的贊多，就是站哪一邊的。要是給‘對立’的領導點贊多，那就是站錯隊了，以后日子會很難過”。
北京某科研機構職員小黃也對點贊很無奈。領導在朋友圈曬出了一個少兒講故事比賽鏈接，其中寫道，“需要進入決賽的小選手家長將此微信分享到朋友圈，采取集贊形式，得贊越多者，將獲得最佳人氣獎”。評獎都靠孩子爸媽的“圈友”，雖然很無奈，但小黃還是點贊了。“我很抵觸，可別人都點了，我也只能跟著點，否則萬一被穿小鞋咋辦？”
朋友圈還有一條“潛規則”——“曬”加班。用吳宇萱的話說，朋友圈的一大功能是，“加班一定要讓領導看見，顯得自己很努力”。
這似乎是一條通行的“秘訣”。為了讓加班更可信，不少人甚至總結出專門的“朋友圈曬加班秘籍”，例如“旁敲側擊法”：“下班回家的路上看手機，才發現了老婆的未接來電。老婆，對不起，剛剛加班沒聽到電話”；還有“草船借箭法”：不一定直接曬自己在加班，可以曬曬一起加班的同事，配圖的文字里，一定要寫上正在吃苦耐勞的也包括自己。這樣，既讓加班的同事們更喜歡這條朋友圈內容，也能巧妙透露出自己也在加班的事實。
就這樣，有領導在的朋友圈，被活脫脫演變成了“宮心計”。
新的人情負擔
為了拉票，十幾年沒見的老同學、八竿子打不著的遠方親戚，都成了“推送對象”
“稍等一下再開始行嗎？我們校長的孩子參加藝術比賽，我先幫他孩子投個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高中老師趙蕊來了這樣一個開場白。她說，這幾天都是自己先投好票，再把鏈接發給親戚朋友，發點小紅包，發動更多人投票。
為了拉票，十幾年沒見的老同學、八竿子打不著的遠方親戚，都成了“推送對象”，各種由紙尿褲、奶粉、麥片等冠名的母嬰類產品、“萌寶”評選像病毒般傳播，而實際上大多是品牌的營銷活動。
可是，你能不投嗎？在中國的人情社會，“你給我面子投了票，下次我幫你投回去”，成了朋友圈的人情新負擔。
除了投票，越來越多的品牌在營銷時還會使用“朋友圈砍價”的招數，宣稱只要朋友夠多，不花一分錢，就能輕松把價值幾千元的東西搬回家。
趙蕊最近就在朋友圈轉發了一個集贊打折的活動，“和好多人說好話，最終也就砍下來幾十元，時間花了那么多，還欠了別人很多情，真不劃算。”趙蕊身邊還有人參加了免費拿手表的活動，可把價格砍低了甚至達到了免費送，手表卻根本沒寄過來。
上海泛洋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春泉認為，這類活動其實是一種新衍生出的“病毒式營銷”，利用的是朋友圈“抹不開面子”的人情交際。不少帖子里都附帶著商品、品牌或公眾號的廣告鏈接，只需要分享出去，就可以利用身邊的人進行二次傳播，用戶相當于在收益很小的情況下幫廠家進行了宣傳。
隨著微信群商業化的發展，群營銷中也出現了不少坑蒙拐騙的案例。在一些微信群里，不時有人發來某某產品的促銷信息、某某產品的使用報告等，有可能就是銷售陷阱。
大學生張媛說：“我曾經在一個都是熟人的群里買過瘦腿襪，號稱‘德國制造’，每雙298元，還必須兩雙起訂，群主說親自試穿效果特好。我當時覺得熟人推薦會比較靠譜，結果買來后穿了一天就脫絲了。”
家長群的“江湖恩怨”
家長微信群就是一個江湖，群里家長和老師的個人利益、群體利益交織在一起，于是，就有了爭斗、猜忌、恩怨，看似一團和氣，實際上暗流涌動
上海小學生家長李哲最近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機”。
李哲的兒子上小學三年級，換了新班主任王老師。與之前的班主任不同，王老師不愿加入班級的家長微信群，只跟李哲一人互加了微信好友，每天把各種通知、提醒、圖片發給李哲，然后讓李哲發到家長群中。
自從轉發了新班主任的第一條微信起，原來在家長圈中頗受歡迎的李哲感受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我被其他家長孤立了。”李哲說。以前她在群里說點什么，大家都有反應；現在無論她說什么，群里都一片寂靜，而其他家長說點啥都能討論起來。
“你破壞了家長微信群的生態。”李哲的一位好友分析，本來群里有兩派：家長和老師，現在你成了第三個群體。
不過李哲也很委屈：“我又不能拒絕老師呀！”夾在班主任和其他家長之間，李哲無奈又焦慮，她最擔心的是，繼自己被家長們孤立之后，兒子會被同學們孤立。
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幾乎每個班級都建立了用于溝通的家長微信群，老師發通知、留作業等都變得方便快捷了，家長也可以第一時間了解孩子在校的情況。不過，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家長微信群也一樣。
就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現在家長微信群就是一個江湖，群里家長和老師的個人利益、群體利益交織在一起，于是，就有了爭斗、猜忌、恩怨，看似一團和氣，實際上暗流涌動。
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北京媽媽吳倩認為自己過得“驚心動魄”。
周六下午陪女兒上鋼琴課時，吳倩關了手機，下課后一開機，女兒所在班級的家長微信群里，未讀信息像潮水一樣涌了出來。
原來，就在這段時間里，班主任老師通過微信群安排了任務，向家長們征集“推廣普通話活動”的口號。吳倩看到時，群里的家長已經爭先恐后貢獻了上百條口號，有的家長一個人就寫了七八條。
看到這些，吳倩一下子慌了，擔心自己在老師面前失了分，急急忙忙給幾位大學同學打電話，讓大家一起幫她想口號。終于，吳倩從同學們“友情贊助”的口號中選出了3條上交。直到看到還有幾位家長在她后面交口號，她才松了口氣。
吳倩所謂的“驚心動魄”，在很多人看來有點小題大做，但身為家長的人，基本表示都能理解吳倩的焦慮。
為了孩子，家長們不僅把老師的話當“圣旨”，爭先恐后地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而且還紛紛利用各種機會討好老師，有時候甚至不惜諂媚拍馬。
李君如的女兒是學校管弦樂團的成員，因為管弦樂團要參加比賽，所以訓練得很辛苦。一天，管樂團的老師在微信群中發了一張圖片，是一罐杭白菊，并感謝了送杭白菊的家長。結果，第二天就有家長給送去了胖大海，第三天就有家長送去了親自熬的銀耳湯，最后，整個樂隊的孩子都沒有喝完這些湯。“雖然我也覺得家長們有點過分了，不過，這就是家長在替孩子向老師爭寵，誰也不想落后。”李君如說。
更讓家長們普遍感受不好的是，有的家長喜歡實施“經濟綁架”。比如說，學校要開運動會，立刻有家長在微信群里提議，“我們湊錢給全班買飲料吧”。很快，群里其他幾名家長也紛紛表示，“我們湊錢買帽子吧”，“湊錢買面包”……
在家長微信群里，老師是眾星捧月般的存在，按理說，老師的感覺應該不錯，但事實并非如此。
“家長微信群，我是能不進就不進。”上海某中學教英語的郭老師說，“在微信群里，跟家長相比，老師是弱勢群體。”
這番話估計會讓很多家長震驚。對于家長們在群里發的感激、恭維之語，郭老師看得很清楚：“不少都是虛的，我知道有些并不是家長的真心話。”
的確，一個班如果有40名學生，學生父母一般至少一人在群里，那么，一位老師要同時面對幾十位家長，要一一回復這么多人的問題、問候，想想就累。
因此，很多老師開始想逃離微信群，有的學校甚至明令禁止老師進入家長微信群。“我們總覺得節省了時間，但其實要花更多的時間在無用的周旋上，比如回應家長的‘感謝’等等。此外，用微信也沒辦法把話‘說透’，所以我現在更喜歡用電話或者直接面對面交談的方式。”郭老師說。
“現在的老師和家長之間存在著深深的不信任。”教育專家殷紅博說，“當他們之間互不信任時，怎么可能形成教育的合力？”
微信群帶給老師和家長的困擾絕不僅僅來自微信這個溝通平臺，未來必然會有更加便捷的平臺出現，但如果家長和老師之間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任關系的話，今天在微信群中出現的“江湖恩怨”，明天還會延續。記者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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