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海軍總醫院婦產科的產房外，一名家屬在低聲打電話。該層樓的保安告訴記者，產房要到下午三點后才允許探視。 陳伊昕 攝
資料圖。 劉占昆 攝
中新網北京2月3日電 今年開始，中國進入了“全面兩孩”時代，輿論中諸如育齡婦女生育意愿低、兒科醫生資源緊缺等新聞隨之持續見諸報端。如今，這一政策落地已超一個月，“單獨兩孩”政策落地也有兩年多的時間。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有著怎樣的生養困惑？帶著這一問題，日前，中新網記者進行了集中采訪。
四老+兩孩：“80后”爸爸稱壓力取決于心態
2月1日是“全面兩孩”政策實施滿月的日子，當天，記者來到了位于北京海淀區的海軍總醫院婦產科。
一位剛剛結束產檢準備回家的孕婦告訴記者，據她了解，2月1號當天有大約30名產婦處于待產狀態，不過生二孩的只有1人。
記者在電梯口碰到了剛剛照顧完妻子、打算外出就餐的羅輝。他告訴中新網記者，作為“單獨兩孩”政策的受益者，在第一個孩子已經兩歲多之后，自己的二寶即將出生。
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北京市成為全國第五個實施“單獨兩孩”政策的省份。據統計，截至2015年12月底，北京市單獨兩孩申請數和辦證數分別為61810例和56346例。
二寶降生后，屆時，羅輝將迎來上有四位老人、下有兩個孩子的生活，壓力在所難免。
“如果家里只有一個孩子或者沒有，工作再輝煌，還是會覺得孤單了些。”30歲出頭的羅輝告訴記者，有了二寶雖然可能會讓生活變得辛苦，但也會變得更有趣、更熱鬧。
而對于“全面兩孩”政策，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爽曾分析稱，這一政策實施后，受影響的主要還是80后群體。80后甚至90后，敢不敢生，或者能不能生，這涉及到孩子撫養成本，既包括父母的機會成本和精神成本，也包括物質成本。
“壓力取決于心態，要看想怎么養了。”羅輝說，自己在企業上班，有一份不錯的薪水。二寶的養育壓力或讓生活成本翻倍，但尚在自己的承受范圍內，壓力也并不如大家想象得那么大。
“有些家庭給孩子提供最好的奶粉、最好的教育，甚至在幼兒園占個位子就要10萬，什么都是最好的，這些其實是在徒添壓力。”羅輝說，養孩子要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否則父母的育兒壓力會間接成為孩子的精神負擔。
在羅輝看來，“滿足他們基本物質要求的同時，最重要的是陪伴。”
“猴寶寶”與“兩孩”疊加 年輕小夫妻憂建檔難
在醫院婦產科的候診區，記者見到了一對正握著病歷單發愁的小夫妻。妻子汪月告訴記者，自己今年24歲，剛剛有不足兩個月的身孕，但被醫生告知情況不佳，還沒能建上檔。
眼看返鄉的日子將至，老家沒有好醫院，自己又排不上專家號，汪月焦急地翻轉著手中的手機。她還擔心，在大家爭相生“猴寶寶”和“全面兩孩”政策的疊加作用下，在大醫院建檔生育會變得更難。
針對“建檔難”，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員會主任方來英日前表示，北京現在有4900張產床，床位使用率約為91%。市民覺得建不了檔，排不上隊主要集中在三級醫院，而如果到二級產院，它的床位使用率大概88%，并沒用全。另外，近兩年還有一批民營機構進入，民營機構產床使用率現在僅為48%。
即便如此，汪月仍執著于在好醫院掛上好專家號，確保這一胎能順利生在猴年。“懷孩子是大事兒，前期愿意多花些錢，多跑幾趟腿都值得。”汪月說。
今年1月25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表示，各地要將保障“全面兩孩”政策順利實施作為2016年婦幼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在提供便民服務方面，要推行“互聯網+婦幼健康”服務模式，逐步開展預約診療、便民門診、遠程會診等服務。有條件的地區要動態公布孕產婦保健建冊(卡)和產科床位使用情況，引導群眾合理有序就診，提高廣大婦女兒童的感受度和滿意度。
對于“兩孩”帶來的產科緊缺問題，北京市政協委員、市婦產醫院兒科主任張巍則建議，應充分發揮二級、民營醫院仍不飽和的產床資源，如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降低私立醫院生育的價格，引導一部分健康的產婦就近生育。
汪月告訴記者，雖然這次一胎還沒穩固下來，但是已經和丈夫合計好未來要生兩個孩子。然而，大城市緊張的醫療資源成為她的最大擔心。
大齡女性的二孩糾結：40歲媽媽赴醫院“取環”
“放開‘兩孩’對我并不算是個好消息”，今年40歲的廖紅梅告訴記者，公婆和丈夫都覺得多子多福，總盼著政策放開后自己能再為家里添丁，今年1月已經被丈夫4次“騙”到醫院做身體檢查。不過，這次到醫院“取環(宮內節育器)”，主要是出于調理身體的目的，暫時沒有生二孩的想法。
據報道，此前就有醫生預測，“全面兩孩”的落地或帶來“取環”的高峰期。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婦科主任禤慶山曾表示，70年代出生的女性占取環人群主體。另據媒體報道，廣州實施“婦女到醫院取環不需計生證明”的新政一個多月后，該地初現“取環潮”。多位婦產科醫生表示，到他們所在醫院取環的女性成倍增加。首批來醫院取環的女性中，近八成是準備生二孩，年齡集中在40歲左右。
幾經思索，廖紅梅也松了口。她說，自己這次到醫院“取環”，也算是為將來生二孩留存一個可能性：“先調整身體，如果有這個‘希望’，就再等兩年。畢竟，自己身體狀況不錯。”
有分析指出，多元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育齡人群對現有子女數是否滿意、第一孩的性別、生活城市的類型、女方的年齡、雙方祖輩對他們生二孩的愿望、丈夫的文化程度等等，都是對符合條件人群提出二孩生育申請有影響的因素。
廖紅梅說，政策放開后，朋友們經常問她要不要再生一個，但自己好像并不是很渴望。“畢竟生活壓力太大，我和老公的戶口在外地，雖然在北京工作且待遇豐厚，但是一家三口從租房到子女教育，都承擔著太大的經濟負擔，即便有想法生二孩，卻沒有下決心的條件。”
不過，對廖紅梅而言，影響她生育決定的最大顧慮，來自于她15歲的女兒。
廖紅梅說，“雖然我的女兒很聽話，但她并不是很支持我再生一個，她擔心父母會因此把精力放在弟弟或妹妹身上。女兒現在處在青春期，又是升學關鍵期，如果沒有做通孩子的思想工作，我們大人也不可能做這個決定。”
“既然女兒還沒同意，我也就暫時不考慮生二孩的問題了。” 廖紅梅說。(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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