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美國CPI再創40年來新高，達到7.9%。不斷攀升的CPI引起人們的擔憂，特別是擔憂引發工資-物價螺旋上升。
物價-工資螺旋上升是個令人恐懼的事情。但它也是罕見的，上一次出現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我們這一代經濟分析師大概只在教科書、學術論文中見過對它的描述，并不曾親身經歷過它。所以，當這一現象正在眼前發生的時候，我們很多人并不一定知道它正在發生，或者說不確定它就在發生。市場派里面持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未發生論者不少，比如高盛在今年1月聲稱幾乎沒有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跡象，至2月時才表示高通脹和強勁就業市場的雙重打擊有可能引發溫和的工資-物價螺旋上升，但也是說有可能引發工資-物價螺旋上升而并未說螺旋上升已形成。官方堅持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未發生論者更多，比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去年11月的議息會議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沒有看到工資和物價螺旋上升的跡象；美聯儲戴利在今年1月7日表示還沒有數據顯示物價-工資螺旋，但值得關注；美聯儲梅斯特在今年2月10日則說美國沒有處在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動態中；美聯儲博斯蒂克在今年3月2日說沒有看到通脹轉變的長期預期，也沒有出現經濟中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證據；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今年3月4日表示，真的不希望讓工資-物價螺旋上升。
那么，美國工資-物價螺旋到底有沒有形成？
這篇報告將從工資-物價螺旋的定義與認定標準、形成機理、后果及可能的應對措施幾個方面展開論述，并以美國當前的工資與物價形勢為例進行分析。
一、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定義及認定標準
相較于專業的市場研究機構與美聯儲的結論，我們很多人認為美國當前顯而易見的已處在工資-物價螺旋上升通道當中了。樸素的認為工資提高引起商品價格上漲，價格上漲又迫使工人要求提高工資，這又會引起商品價格的上漲，工資增速持續走高和物價增速走勢同步，就形成了工資和物價螺旋上升。
這種分析聽起來有道理，但細一究又感覺不完全對。比較2009年6月以來至疫情前一段時間工資與物價的變化，可以發現：相較于2009年6月，美國工資是持續上漲的，而物價也在持續上升。但是我們并不會就認為2009-2019十年間經歷了可怕的工資-物價螺旋上升。
注：CPI物價基數設為2009年6月的平均周薪數。
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發現與揭示的。在1929-1933年大危機前，古典經濟學占據主流地位，該理論奉行薩伊定律，即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會自動調節供給和需求的平衡，不會出現社會性失業、通貨膨脹等嚴重非均衡的現象。大危機打破了資本主義經濟會自動實現均衡的“神話”。凱恩斯大膽突破古典經濟學的藩籬，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非均衡現象。在他為英國政府籌措軍費出謀劃策的基礎上形成的《如何籌措戰費》論著中，凱恩斯充分運用他關于宏觀經濟的非均衡思想，分析了通貨膨脹中工資與物價的相互關系，提出了著名的“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原理。
凱恩斯關于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形成的核心論據之一就是：物價的上漲總是跑在工資增加的前面。他指出：雖然工資和其它成本會追趕物價上升，但是物價會始終不斷的提前20%；不論工資提高多少，花費這些工資的行動會始終把物價推進許多（參見赫爾穆特?弗里希著的《通貨膨脹理論》第220頁，商務印書館1992版）。
據此，我們認為美國在2021年3月開啟大通脹后就已進入工資-物價螺旋上升通道。可以看到，以2021年3月作為基期，物價的上漲水平持續的高于工資的增加，這和疫情前的工資-物價關系完全不一樣，是相反的。
注：CPI物價基數設為2021年3月的平均周薪數。
當然，我們還可以用更直觀的圖例來展示工資與物價之間變動的“螺旋”變化關系，如下圖。可以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工資和物價都呈現螺旋上升的走勢。但是，這里要特別強調，不是看到工資和物價有類似的螺旋上升走勢就能下結論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形成了。事實上，如果把2009-2019年間工資與物價展示出來也可以看到螺旋現象。工資-物價螺旋上升討論的工資與物價兩者之間的關系：物價的上漲總是跑在工資增加的前面，因此，真正的“工資-物價螺旋”在直觀圖中物價總是跑在工資的外側！忽略了這一點，就容易得出“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這樣的錯誤結論。
正如凱恩斯在界定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內涵時所說：工資會追趕物價上升，不論工資提高多少，花費這些工資的行動會始終把物價推進許多。我們觀察到在2021年3月份以后美國工資追趕物價的行為非常明顯。工資增加越來越趕不上物價上漲的步伐，到2022年2月是，這種差距還在擴大，工資-物價螺旋加速上升。
以上從定義、內涵方面來界定與認定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現象。基本的結論是：美國從2021年3月開始已形成工資-物價螺旋上升。
二、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形成機理
奧地利經濟學家赫爾穆特?弗里希對凱恩斯提出來的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形成和作用機理進行了精辟的概括與闡釋。他指出：“在原有的充分就業假設下，商品市場上的超額需求會造成勞動市場上的需求壓力。這種情況連同企業主有利可圖的前景，會導致貨幣工資在一般物價水準以前上漲的范圍內充分提高。一旦實際工資恢復到它們原來的水準（筆者注：理解為實際工資下降或向原來水準恢復可能更符合實際），它們就會在商品市場上創造出新的通貨膨脹缺口，這新的通貨膨脹缺口會導致物價再次上升。如果貨幣工資在下一輪中相應的跟著提高，這種情況就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升。結果形成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局面。”
觀察本輪美國大通脹，在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間，即工資-物價螺旋形成前一年，美國非農部門私企員工的工資，無論貨幣工資還是實際工資，都出現了大幅上升，參見下圖。這既有疫情發生后美國實施了一系列強需求刺激政策的原因，也有疫情導致社會經濟秩序受到沖擊勞動力市場供給緊張的原因。工資增長大幅超過物價上漲，實際工資水平大幅超過疫情前，工資的這種飆漲為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形成埋下了禍根。自2021年3月起，實際工資開始回落，物價大幅回升；貨幣工資開始追趕物價，但是怎么也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局面形成。
在前面描述的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機理中，通貨膨脹缺口是核心、樞紐。所謂通脹膨脹缺口指消費品和勞務市場的超額需求，是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基礎條件和推動力量。通貨膨脹缺口使工資上升，推動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推動工資上升，工資上升再推動物價上漲，如此循環往復，就形成了工資-物價上漲。
回到美國本輪大通脹時期，我們可以看到通貨膨脹缺口在工資-物價螺旋上升中確實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1、勞務市場的超額需求方面。
2020年4月以來，隨著疫情影響邊際遞減，美國就業人數開始上升，但仍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與此同時，美國非農部門的職位空缺急劇上升，遠高于疫情前數量。這說明美國勞動力缺口問題嚴重。一方面，疫情不斷反復打亂了經濟的正常秩序，部分勞動力難以返回工作崗位；另一方面，由于疫情期間過于充足的失業補助，許多人不愿意重返工作崗位。勞動力供給恢復遠遠不夠，難以滿足用人需求，這不僅阻礙了正常生產秩序的恢復，而且不可避免的使工資上升。
2、消費品的超額需求方面。
疫情發生后，美國出臺了一系列重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用來刺激需求。
首先，自2020年3月開始實施零利率政策。從美國的歷史經驗來看，當利率處于較低水平特別是幾乎零利率時，購房和購車成本下降，居民對房車的需求旺盛。疫情發生后，美國實施零利率政策，引發房地產市場和汽車市場的需求大爆炸。
其次，2021年3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1.9萬億美元的財政援助計劃。這個計劃把疫情后美國財政刺激總額推升至5.7萬億美元，占2020年美國名義GDP的27%，刺激力度遠超2009年次貸危機時期。依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測算，2021年美國名義產出缺口為4200億美元，拜登政府財政刺激規模顯著超過這一水平。1.9萬億美元財政刺激資金中有1.2萬億在2021年使用，加上2020年底通過的9000億美元刺激方案，刺激倍數將達到產出缺口的5倍，也就是說本輪美國刺激規模大幅超過產出缺口。得益于財政大刺激，美國居民個人儲蓄（也是M2的重要組成部分）獲得大幅增加，居民存款十分充裕，甚至高于疫情前水平。2021年3月，民眾受壓抑的消費需求在過去數月實際工資大幅增長疊加剛出臺的財政救助大計劃重大利好消息刺激下得到釋放，消費支出超預期上升（參見《重新思考為何美國通貨膨脹大超預期》）。
可以說，2020年3月開始實施的零利率政策與勞工短缺所引起的通貨膨脹缺口為工資-物價螺旋形成積蓄了力量，而2021年3月開始實施的財政援助計劃與勞工短缺所帶來的通貨膨脹缺口直接點燃了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局勢。
當然，除了以上引起通貨膨脹缺口的因素外，還有兩個因素值得關注，它們加劇了物價的上漲幅度，因此，成為了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加速器，放大了物價上漲與工資增加的差距（gap）。
兩大因素之一：供應鏈中斷。雖然美國的生產在逐步恢復，但美國在產業鏈和供應鏈方面存在短板，疫情破壞了全球供應鏈的正常運轉，美國部分產品的供給無法得到保障。用美聯儲主席鮑威爾2022年3月2日的話來說：“供應中斷比預期的更大、持續時間更長”。以對本輪美國通脹影響最大的交通運輸項的汽車市場為例，汽車及其零部件的生產受制于汽車芯片供給短缺，美國汽車行業的產能利用率遲遲無法恢復至疫情前水平。2021年以來，由于汽車芯片供應的短缺問題持續，美國的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多次暫停部分工廠的生產。
題外話，其實供應鏈中斷問題等效于勞工短缺對經濟的影響。
兩大因素之二：油價上漲。原油價格與美國CPI有著相當密切的正相關關系，油價上升，CPI上升。盡管如此，由于在CPI中油價有關項權重并不高，所以，過去油價的波動反映在美國CPI中是溫和的。但是，2021年3月油價突然上漲，催生了通貨膨脹的瞬時爆發，發動機燃料價格同比變化成為2021年3月CPI同比增加的主要貢獻力量。高企的油價推動了美國物價持續上升。
三、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形成的后果
工資-物價螺旋一旦形成將帶來諸多負面經濟影響，主要有：
1、加劇通貨膨脹，掣肘需求擴張。
工資-物價螺旋形成后就會出現工資追趕物價、推動物價上漲。物價上漲會導致實際工資下降，工人就會要求支付更高的貨幣工資；這種工資增長的動力和要求具有不可逆的剛性，企業工資成本隨之抬升，企業因此提高產品銷售價格，造成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加劇的后果就是實際工資增長緩慢甚至降低。以2021年3月為基期，通過比較各月貨幣工資與實際工資的相對變化，可以發現：盡管在美國發生大通脹后，工人發的工資越來越多，可是經通貨膨脹調整后，實際工資越來越低，比如，2022年2月平均周薪名義上比2021年3月多了47美元，實則少了26美元。
美國本輪大通脹和過去歷次的通脹一樣源于總需求大于總供給。但是，在形成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后出現工資-物價-工資-物價的相互推升，最終形成反噬，轉變為工資成本壓力上升、需求疲弱的局面。比如，2021年3月，制造業PMI新訂單觸頂，之后掉頭下行。這其中有經濟短周期因素，但也有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形成后實際工資下降帶來的需求收縮因素。
2、加劇貧富差距，不利于經濟穩定發展。
帕爾伯格在《通貨膨脹的歷史與分析》一書中說：“通貨膨脹通常被定義為價格的普遍上漲，它是世界上的頭號竊賊，它不聲不響的從寡婦、孤兒、債券持有人、退休人員、年金受益人手中竊取財富。小偷、搶匪、貪官污吏等所掠走的財富加起來也比不上通貨膨脹的禍害。那些財產被掠奪的人們常常無法識別這個竊賊，他們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已經遭遇了搶劫。” 也就是說，通貨膨脹是一個收入再分配過程，它像泵機那樣起作用，把收入從具有低儲蓄傾向和低邊際稅率的工資收入者那里轉移到具有較高儲蓄傾向和較高邊際稅率的企業主那里（參見赫爾穆特?弗里希著《通貨膨脹理論》）。
工資-物價螺旋形成后，勞動者工資增加趕不上物價上漲，在收入再分配過程中明顯的處在不利的位置，貧富差距拉大。
不同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與其收入水平存在負相關關系,即高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強但邊際消費傾向較低，而中低收入階層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但消費能力又較弱。貧富差距擴大不利于消費需求的擴張。
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已經嚴重到令人詬病。隨著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形成，將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加劇次貸危機后美國消費需求的長期不振。·
四、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可能應對措施
工資-物價螺旋上升一旦形成，對于哪個國家的央行都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上個世紀20年代初德國和70年代初美國都陷入工資-物價螺旋上升通道，隨后的通脹治理令兩國政府與央行苦不堪言。
應對工資-物價螺旋的措施從表面看就是采取控工資、管物價的措施，往里看就是回到工資-物價螺旋的樞紐：通貨膨脹缺口，對勞務市場和消費品市場進行調控。但是無論采取哪種措施都不易，或帶來反對或帶來經濟衰退風險。
1、管控工資
物價上漲導致實際工資下降，工人要求支付更高的名義工資，然后企業成本上升，企業就會提高產品價格，物價進一步上漲。因此，控制工資增長成為斬斷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重要選擇方案。比如英國央行行長貝利就認為控制工資增長是控制通脹的關鍵，呼吁民眾暫時“克制”自身的加薪需求，“我們確實需要看到工資增長受到抑制”，這樣才能制止通脹伴隨著加薪的預期而螺旋式上升。
但是，這樣的言論勢必遭到工會和工人們的抨擊與反對。通貨膨脹又不是由工人引起的，為什么要工人們為此付出代價？為什么要工人們為政府政策的失敗負責？為什么每次危機發生時，富人都要普通人來買單？
就像前面所分析的，盡管相對2020年3月，美國非農部門貨幣工資已獲得大幅增長，但是經通脹調整后的實際工資其實是減少的。對于普通工薪族而言，面對不斷飆升的物價，不要求漲薪又能怎么辦？受疫情影響，目前美國勞動力市場非常緊張，工會在薪資談判中占據上風，決定權已經轉移到了工人們身上，不漲薪就跳槽。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嘗試提供更為靈活的工作安排、更好的福利和薪酬以吸引或留住人才。
也就是說，想通過控物價的方式來打破工資-物價通脹螺旋上升困難重重，幾乎是行不通的。
2、控制物價
工資-物價螺旋形成后，物價的上漲總是跑在工資增加的前面。因此，很多經濟學家自然就認為：控制物價水平、防止其過快上升是擺脫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關鍵環節。
在美國，市場物價水平并不是由人們主觀意愿規定的，而是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的，也就是由社會商品與勞務的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所決定的。總供給大于等于總需求，物價基本穩定甚至下降，而總供給小于需求，物價水平上升。因此，要保持物價的基本穩定，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總量及結構等都要基本平衡。
前面也提過，美國為從疫情中恢復經濟，采取了一系列的需求刺激政策。確實，我們看到美國經濟已開始復蘇，但是也因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用力太猛，打翻了潘多拉的盒子，不只是引發了高通脹，更是引爆了工資-物價螺旋上升。
工資-物價螺旋因需求遠大于供給而起，如今卻也因生產成本上升與實際工資降低（購買力降低）開始反噬需求，需求疲弱跡象已現。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已陷入進退兩難境地。繼續加碼刺激政策，加速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減緩財政支出與貨幣加息縮量，會減弱需求、降低物價，阻斷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后者無疑會對尚未恢復的就業市場帶來疫情沖擊之外的二次沖擊。
上次美國陷入工資-物價螺旋通道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經過十年在通脹和就業之間政策的搖擺，美聯儲意識到只有犧牲就業才能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轉。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鐵腕推行嚴厲的緊縮政策，美聯邦基金利率一度提升至20%，甚至超過了美國債長端利率。緊縮政策讓CPI同比從歷史高位下降至1983年的2.5%，但失業率也提升到10.8%的歷史高點。
這一次，鮑威爾是否會向他的前輩沃爾克學習，敢于斷腕式的實施緊縮政策，值得期待。
3、擴大就業
理論上，就業是應對通貨膨脹的有效途徑。實現充分就業是政府經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目標。工人只有實現了就業，才能增加總產出，降低物價，也才能有工資收入。
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曾提出“兩害相權說”，他認為失業比通脹更可怕。他解釋說：“這并不是說通貨膨脹無害，或通貨膨脹不可怕，而是說，通貨膨脹與失業，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處理兩者關系的一般原則是：就業優先，兼顧物價穩定。擴大就業對于解決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是基礎性工作。
話是這么說，但我們要看到美在國本輪大通脹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勞工短缺主要源于：疫情帶來社交阻隔以及對經濟秩序形成沖擊破壞，美國無論勞動參與率還是非農部門就業人數都還未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通過擴大就業這條路來控制物價想法是好的，但它不取決與政府相關部門的主觀意愿。勞動力市場是經濟增長的供給端，就業并不主要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影響，相反，失業卻容易受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影響。當前，就業增加可能更取決于疫情的消失，取決于生產生活秩序的恢復。
可以看得到，當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形成后，美聯儲就面對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美聯儲官員眾口一詞，對外聲稱美國還沒有形成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我想并不是他們真的沒有認識到，只是不想引導形成社會性的工資-物價螺旋上升預期。承認它，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只會得到強化，而去解決它又是令人痛苦的事情。
美聯儲將如何打破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局面？或許，短期內鮑威爾應該學習沃爾克鐵腕手段，實施緊縮政策；但最終的妥善解決可能還是要等待疫情緩解，等待自2011以來不斷提升的勞動生產力繼續增長。勞動生產力改善才是治百病的良藥！
作者：劉曉曙 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來源：原載于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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