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以德：儒家德性政治理論的核心表達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xiàn)，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上述列舉的十個核心詞匯中，尤以“為政以德”最具統(tǒng)領性與涵攝性，堪稱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精粹，亦是儒家德性政治理論的核心表達。

“為政以德”出自《論語》，《為政》篇開宗明義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古往今來，學界對這句話主要有兩種解釋脈絡。第一種解釋脈絡強調“德”蘊含著一種政治規(guī)律。漢代包咸、鄭玄均將“德”字解作“無為”，皇侃指出“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這里的“無為”，指的是以“德”為引領便能自然建立秩序，如同北極星巋立于中央，眾星井然有序繞其而動。朱熹指出：“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這與道家法自然、反人為的“無為”觀念頗為接近。但儒家“無為”思想蘊含鮮明的內在邏輯：由于“德”是為政的根本，恪守根本則能教化民眾，統(tǒng)治者正己敬德便可自然抵達“無為”之境。此種“無為”不代表為政者不作為，而是指應當提升自身德性以教化民眾。第二種解釋脈絡強調要通過“君德”以上率下。錢穆認為：“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其所得，若其所固有，故謂之德勝。為政者當以己之德性為本，所謂以人治人。”有德之人當政，才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有德者自身也“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徐復觀認為“為政以德，即是人君以自己內外如一的規(guī)范性的行為來從事于政治”，“德”作為“內外如一的規(guī)范性的行為”，要求為政者首重“修己”方能“安人”。

以上兩種解釋脈絡，皆為“政治統(tǒng)一之說”，也都揭示了孔子對于德性政治理想的追求。揆諸歷史，“為政以德”雖由孔子提出，但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中華上古時代，堯舜時期即已出現(xiàn)“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思想原型。殷周易代，上古“天命”觀發(fā)生了重大“革命”。“德”的觀念伴隨新制度建立而發(fā)生了轉變：周之所以被上天選中取代了殷商，是因周的統(tǒng)治者有順天應人、敬天保民之“德”，即《尚書》所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國維認為，殷周之變意味著“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構成至為深刻的“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周公制禮作樂的宗旨在于“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代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以德配天”，乃至通過“明德慎罰”“天子建德”“興滅繼絕”“制禮作樂”等舉措，進一步將德性治理的范圍由“族內”推展到“天下”，進而實現(xiàn)“納上下四方于道德”，遂成為周人維護其執(zhí)政正當性的理據。

東周之季，禮壞樂崩，目睹天下四分五裂的孔子，希冀構建上下有序、各處其位的秩序。但此種秩序并非全然復古，而是汲古開新。“為政以德”言簡意賅地勾勒出孔子的政治理想：有德者，居其位，天下歸仁。孔子實際上從制度精神中打破了“德”的宗族壟斷性，促成了“君子”與“小人”的去血緣化，使“德”逐漸擺脫了對“位”的依賴，使后世“以德配位”“以德致位”乃至“以德抗位”的政治實踐落地。何謂“有德”？“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在“為政以德”的實踐路徑上，孔子進一步從“仁”“禮”兩方面設定了標準：自我修養(yǎng)方面，要做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社會教化方面，應踐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在“仁者愛人”的基礎上做到“約之以禮”，是孔子給為政者指明的善治方向。此后，從孟子的“仁心義路”“禮門義路”，到荀子的“以德兼人者王”，均彰顯出以“敦風化俗”實現(xiàn)“天下文明”的德性政治傳統(tǒng)。執(zhí)政者先慎乎德、修己以敬、施行仁政，自可產生北辰一般的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方能“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可見，“為政以德”集中揭示了儒家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天地之大德曰生，執(zhí)政者要法天則地，用仁愛民本的“生生之德”，來以德配位、以德致位；“盛德”是“大業(yè)”的基礎，執(zhí)政者要以憂患意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斷進行內（圣）外（王）雙重意義（自我+社會）的“革命”，并以高度的歷史感念茲在茲，不忘初心，才能獲取永葆“天命”、牢記履行“使命”；德性政治的內在本質是“仁義”和“信托”，而非“霸權”和“契約”，外在體現(xiàn)是“禮樂”為主、“政刑”為輔、“天下”為懷，此種政治是“把人當人看”的政治，是驅除神權政治、武力政治和財閥政治的政治；最后，德性政治并不排斥制度和法治，而是在此前提下高度關注政治擔當者的賢能素養(yǎng)。

漢承秦制，但也在制度精神層面吸納了周政蘊含德性的原理。超穩(wěn)定的大一統(tǒng)國家結構，既是一種“統(tǒng)一的治理體系”更是一種“統(tǒng)一的道德秩序”。法家與儒家在這兩大體系方面各擅勝場，“禮樂刑政”實應兼而采之，“法家創(chuàng)造了中央集權郡縣制和基層官僚系統(tǒng)，儒家則創(chuàng)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于中華古典政治傳統(tǒng)而言，恰是漢宣帝所言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雜之”。遺憾的是，帝制時代的當權者，往往會有意識地回避自身應擔負的道德責任，將“為政以德”改造為維護自身利益的“雙標”思想枷鎖，使得“德治”淪為維護宗法帝制與家產官僚制統(tǒng)治的等級化“人治”。歷史上，儒家德性政治傳統(tǒng)跌宕起伏，不絕如縷；但是，德性政治的禮樂仁義精神作為一種超越現(xiàn)實政治的精神實質和強韌文化基因而得以不斷再生產，注入每個時代有識之士內心深處，成為一種難以摧毀的力量，構成了中華文明血脈傳續(xù)的根本。近代以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志在救亡圖存的中國人放眼世界，在風雨激蕩中最終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德性政治傳統(tǒng)以內核的儒家政治理論迎來剝復之機，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關鍵性的精神資源，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在中華德性政治傳統(tǒng)滋養(yǎng)下愈加彰顯其強大生命力。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下“志道據德”“以德行道”，成功地將中國社會“組織起來”，以強大的領導力帶領中國人民實現(xiàn)從站起來、富起來和到強起來的跨越。

在當代中國，“為政以德”的重要體現(xiàn)有如下犖犖大者：一是“偉大的自我革命”。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只有時刻牢記“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才能使自己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和“堅強領導核心”。所謂“打鐵必須自身硬”，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端賴于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二是“偉大的社會革命”。“為政以德”是星體之喻、引力之喻，滿天繁星是“多”，巍巍北辰則是“一”，中國智慧在充分尊重多樣性的基礎上強調和而不同、合而為一，有利于科學闡發(fā)“一多關系”和有效構建“共同體理論”。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樹牢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始終接受人民批評和監(jiān)督，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增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形成同心共圓中國夢的強大合力。這也正是“為政以德”在新時代我們黨治國理政偉大實踐中的集中生動體現(xiàn)。

總之，“為政以德”作為中國政治“活著的傳統(tǒng)”，構成了中國本位政治理論構建的樞軸環(huán)節(jié)，構成了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標識理念，理應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精華的重要契合點和融通點。

作者：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孔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