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原野老師，你以前有過寫詩的經歷嗎？
鮑爾吉·原野：我最開始寫作的時候寫詩，很早以前我被別人稱作詩人，我跟趙健雄、鄒靜之、林莽是寫詩認識的。
汪政：出版過詩集嗎？
鮑爾吉·原野：沒出過詩集，后來有機會出，我沒出，我覺得我的詩寫得不好。
汪政：我為什么問這個問題？因為說到你的散文，說到你的語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在自覺地，或者自然地營造一個富于詩意的世界。
鮑爾吉·原野：我一直喜歡讀詩。中國的詩歌，我長期讀杜甫，讀了10多年，把好幾本杜詩選本讀爛了，又買新的。外國詩歌也讀過一些。現在微信里讀詩很方便。昨天早晨，我讀了瑞典詩人索德格朗的詩：“當夜色降臨，我站在臺階上傾聽；星星蜂擁在花園里，而我站在黑暗中。聽，一顆星星落地作響！你別赤腳在這草地上散步，我的花園到處是星星的碎片。”讀過這首詩，我覺得一天都會愉快。我把詩歌當作營養，當成蛋白質和纖維素。
汪政：一般來說，作家對語言的貢獻都可以掰開了、揉碎了來講。一個作家對語言有所貢獻，其實就是他建構了個性化的語言風格、語言世界。再進一步，就是這種語言能夠成為一種風尚乃至一種標準，人們會去學習它、模仿它、使用它。對于一個作家來講，這是一種非常成功的標準。一個偉大的作家在若干年后能夠留下來的，就是我們依然能夠使用他的語言和話語的風格。
你的創作為文學語言建設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語言建設就是要創新，要對語言重新發現，用你剛才的話說，就是起死回生，從而豐富語言的功能。比如，在言說的慣性里，“躺”這個詞說的肯定是人或者動物。現在你說“草不躺著”，這樣的搭配讓我們認識到“躺”還可以有新的用法。再比如，對內地讀者來說，什么是“遼闊”？什么叫“遼”？什么叫“闊”？這在他們的腦海里可能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但你的草原寫作讓人們對這些詞，這些字有了實在的理解。你的寫作，整體上讓我們重新發現了許多詞，并經由這些詞重新認識甚至重新發現了世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草原寫作具有“異質性”，它不僅在文化上，也在語言上讓我們重新認識了許多習以為常的、已經固化的事物和經驗。不妨再說“遼闊”，“遼闊”是什么？你寫遼闊，并不是采用詞典的講法。你的遼闊是實景的、感官的，通過寫作，你帶我們認識了草原，又因草原讓我們知道了什么是“遼闊”。
在你的作品中，讀者會知道草原，還會知道“草”，并通過草體驗到色彩的豐富。草不是單一的綠色，它五光十色，早上、中午的時候都不一樣，春天、夏天、秋天也不一樣。它就像在不同時節生長、成熟的莊稼一樣，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季節的輪換。如果你沒有寫，或者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作品，我們對于草原、草、顏色等等詞的認識就固化了。
另外，你的語法有些特別。我是語文老師，我看到你作品中有些詞不在按照語法應該在的位置上，你悄悄地給它挪了窩，一下讓我們對這些字詞和句子有了奇妙的感覺。在我看來，這就是一個自覺地、有心地在語言上用功的作家。你在這幾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當然，有些東西是語言的天分，語言的感覺，并不是刻意這樣寫，它就淌出來了。蒙古語的語法可能跟漢語不一樣，可能悄悄地改變了你對漢語詞的排列，你覺得那樣寫很自然。但對我們來講有一點陌生。
語言的建設就是這樣。第一是造出一些新詞，像普希金、但丁，還有中國的魯迅曾經那樣做的，包括從其他語種翻譯過來的，都可以產生新詞。第二是重新激活，騰挪踢打，賦予舊詞新的含義。第三是通過寫作重新認識一些詞，使它回到原初。在你看來，我們說的草原不是草原，我們說的草不是草，你將這些詞返回到了事物的本真。第四是語法的變化，語法稍微變化一點，語感、調子就不一樣了。我特別想聽聽你在平常怎么琢磨這些事。
鮑爾吉·原野：您總結得好。您剛才說的關于語言的幾個方面，我有的做過努力，有的并沒有達到，但是我覺得能這樣做的話，就是一個有出息的作家。作家需要警惕語言被固化，思維被固化。世界既然多了一個作家，這個作家應該和別人不一樣，又要區別于其他作家，而不是彼此相仿。一個作家應該有這樣的自覺。
有些詞在我看來是死的，麻袋里邊是干癟的，上面寫倆字，“草原”。實際上我們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草原，只不過認識這倆字，說到草也是這樣。我覺得我的任務是，半夜把這些麻袋打開，在里邊裝上東西，讓它鼓起來。我作品中字詞麻袋里邊是有東西的，你解開它，能看到茂盛的草原，里邊甚至有河流。
寫散文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寫散文離不開日常生活，你一定會寫到風，寫春天，寫月亮，寫河流，寫小孩子，寫老人，這些事無數人都寫過了，你還寫什么？你沒有立錐之地，過去說“腳無立錐之地”，說的就是散文家的處境。除非你在語言上有更新與復蘇。草原的含義是你自己說的，跟屠格涅夫、契訶夫說的都不一樣。你寫的月亮也跟別人不一樣。
汪政：你說月亮是退著走的。
鮑爾吉·原野：我覺得月亮確實在退著走。把世間所有事物重新說一遍，是一件很費力的事情，最重要的不是說得很獨特，而是說得美，大家讀了都知道你在說什么。我認為這不是一個風格化的問題，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和別人不一樣。我們談論的話題有點接近語言哲學，像喬姆斯基或者維特根斯坦所研究的領域。席慕蓉老師對我說：“原野，我們對自己還是有所期許的。”她說的有意味，她不說雄心壯志，不說野心，不說以后要當大作家。她說我們要對自己有所期許。我也覺得要對自己有所期許，期許我的語言還能更好一點，像福克納所說，“我希望我寫得比我以前能好一點”。比以前好一點，這個目標永無止境。
我尤其愿意跟牧民們學習語言，他們用蒙古語談論馬，相互打趣，贊頌祖先和山川河流，一語多關，鮮活生動，妙不可言。
汪政：你把語言稍微動一下，減一點東西，加一點東西，就與慣性的語言有了區別。這3本書打開來，任何一頁都有這樣的語言現象。比如，“盎嘎騎著這匹棗紅馬，奔向草場”。這是我們說的話，你呢，前面也沒交代，后面也沒著落，你在草場前面加倆字“西邊”，真的就不一樣了。“西邊”在你那里很重要，是嗎？
鮑爾吉·原野：我固執地認為，盎嘎不能騎著棗紅馬奔向“草場”，世上不存在“草場”。它要么在西邊，要么在東邊，要么在北邊。我認為這么寫不是啰唆，是準確。
汪政：這里面還有一種草原生活的經驗和蒙古語的經驗，我猜測少數民族的語言是很感性的，對不對？
鮑爾吉·原野：我掌握蒙古語，并不像一個漢族人在大學英語系學成了英語。需要的時候用英語跟別人交流。但英語不在他心里。對我來說，蒙古語在心的底下，漢語在上邊。
我掌握的蒙古語是感性的，可以摸到、看到、聽到、聞到。有的作家寫作使用的一些詞匯，比如“必須”“問題”“一定要”，我覺得這都不是文學語言。蒙古族牧民不說這樣的話。語言像路標一樣在你心里躺著，告訴你不要用這個詞，要用那個詞。這樣的區別就是作家與作家的區別。有人自稱是蒙古族作家，卻不懂蒙古語。他寫得再好，也寫不出草原的本色和蒙古民族的質地。
汪政：我們今天談得最多的是語言，你的作品給我們讀者啟發，特別是小朋友。對小朋友來說，有助于他們建立起語言與生活的良好關系，對成人們來說，它讓我們思考如何重建人與語言的關系，重建語言與世界的關系。因此，本質上說，關系到我們的文化態度和生活態度。你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決定了你的語言態度。當語言動起來的時候，世界也動起來，人也動起來。我們的語言生活困難重重，不能用語言跟社會，跟自然，跟人，跟我們自己建立起豐富的聯系，不能用語言發現世界、表達生活。但我們好像對此都麻木了。
鮑爾吉·原野：謝謝汪老師，我贊成您所說的，一個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里重新建立人和語言的關系，重新建立語言和世界的關系，我愿意為此努力。
我特別高興的是，汪老師把這些話送給了正在讀書的小朋友們，讓他們珍惜語言。向好的文學作品學習。
汪政：一些少數民族作家，有其他語系背景的作家，他們能帶給漢語很多新鮮的東西，比如阿來、張承志，他們的語言都有很獨特的氣質。
鮑爾吉·原野：也許他們自己沒有察覺，但是確實很特別。
汪政：因此真的非常感謝你們這樣帶有異質性的作家，對漢語有外部的觀察，再進入其中，跟我們一開始就在里面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感謝你們為漢語作出的貢獻。
鮑爾吉·原野：謝謝汪老師。
來源：青島出版集團
責任編輯：李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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