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節前夕，劉金心在南充民警的陪同下，前往重慶見到了自己的親生母親。
此前1個月，他的被拐身世在網上引發關注，而拐走他的人，正是將他撫養長大的養母何女士。26年前，南充籍保姆何女士給居住在重慶解放碑附近一雇主家做保姆時，將雇主家1歲多的男孩拐走。20多年之后，何女士主動向警方講述了自己當年拐騙男孩的經過，并希望能夠替這個拐來的“兒子”找到親生父母。
2月初，重慶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文書》顯示，何女士與劉金心的“親權關系不成立”，劉金心與程小平、朱曉娟“符合雙親遺傳關系”。成都商報記者也從南充警方獲悉，在春節前夕，劉金心在南充民警的陪同下，前往重慶與其親生母親成功認親。
探訪保姆老家
村民看了報道， 才知道她拐了孩子
在看到一檔尋親節目之后，48歲的何女士決定，要為“兒子”劉金心尋找親生父母。
劉金心是何女士1992年在重慶當保姆時，從雇主家拐走的。按照何女士此前對警方的講述，雇主家的兒子被她帶回南充老家后，因為以前死的第二個孩子沒有銷戶，她就沿用了孩子的戶口、生日、姓名，叫劉金心，并一直在南充生活。
春節前夕，成都商報記者曾前往何女士的老家，但是多位村民對劉金心是何女士拐回來的一事大為驚訝，他們也是在網上看到報道后才知道何女士當年拐走了雇主家的兒子。一位鄰居向成都商報記者回憶，當年，在外打工的何女士有一天突然回到村里，并帶回來了一個孩子，并稱孩子就是她親生的，村民對這個說法也絲毫不懷疑，“也許孩子生下來了，一直在娘家帶的呢，這個也說不準。”村民們回憶，何女士帶著孩子很少在村里生活，平時主要是在南充上班。
26年后，當何女士決定為“兒子”尋找親生父母，并聯系上寶貝回家志愿者，志愿者在了解情況后，隨即聯系了南充市順慶區公安分局打拐辦的民警，幫其兒子采血入庫登記。何女士也將自己當年拐走雇主家兒子的細節告訴南充警方，后者隨即前往重慶，聯合重慶警方尋找相關線索。1月中旬，重慶警方向南充警方調取了何女士“兒子”劉金心的血樣，并采集了疑似劉金心親生父母的血樣。
2月初，由重慶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文書》顯示，何女士與劉金心“親權關系不成立”，劉金心與朱曉娟、程小平（朱曉娟前夫）“符合雙親遺傳關系”。
對話見證民警
“母子長得很像
一眼就能認出來”
2月5日，重慶警方通知朱曉娟，次日與劉金心見面。同時接到通知的，還有南充市順慶區公安分局打拐辦，他們陪同已經回到南充的劉金心一同前往重慶。
2月6日一早，南充市公安局順慶區公安分局打拐辦民警廖警官便接上劉金心，一同前往重慶市渝中區公安分局，認親的地點，被安排在分局的一間會議室，“其實不用介紹，一眼就能認出來，她是他親生母親，因為兩個人長得實在是太像了。”
不過，認親現場的氣氛有些尷尬。“你該高興呀，失散26年的兒子終于找到。”母子二人重逢時，有人這樣說。廖警官說，或許受到網上的諸多報道和評論的影響，劉金心和親生母親見面之后，雙方似乎并沒有太多的話語，大多數時候都是沉默。整個認親過程只有10多分鐘，之后，劉金心的親生母親朱曉娟便帶著劉金心回家。
這一次期待已久的認親，劉金心的養母何女士并未同行。在認親結束之后，廖警官給何女士打了一個電話，告訴她這次認親很成功，劉金心已經找到了自己的親生父母。電話里，何女士的情緒比較平靜，還稱希望劉金心能夠在重慶多待幾天，“陪陪她的親生母親”。
其實，朱曉娟的兒子當年丟失之后的第3年，夫婦二人曾在河南成功找回“兒子”并將其撫養長大。只不過，她們現在才知道，當年找回來的兒子與她們并無親權關系。
朱曉娟在接受《重慶晚報》采訪時曾提到，要不是何某的出現，他（劉金心）會健康成長，上大學，甚至讀碩士、博士，有份好的工作，有體面的人生，“我和我的兩個兒子是最大的受害者。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何某，她偷了我的兒子不說，還把我的兒子養成這樣，現在不想要了，想當包袱甩了。她不能想怎樣就怎樣。”
再問法律責任
親媽說“不追究了”
不影響司法機關公訴
2月21日，成都商報記者聯系上何女士，不過對方并不愿意談及此事，隨后掛斷了電話。在此之前，記者也曾多次聯系何女士，但對方均拒絕談及此事。
何女士此前在為“兒子”尋找親生父母時曾說到，只想找到孩子的親生父母，“找到了就去坐牢，給自己贖罪”。不過，劉金心在與親生母親成功認親后也表示，“我不想我媽出事，如果她坐牢，我寧愿不認親生母親，可是兩邊都是媽媽……”對此，劉金心的親生母親朱曉娟在接受《重慶晚報》采訪時說：““我們不再追究何女士的責任，為了兒子著想，因為二十多年來兒子一直把她當親生媽媽。我跟警方也是這么說的，我不追究了。”
成都律協刑專委秘書長蔣健律師告訴成都商報記者，何女士的行為涉嫌拐賣兒童犯罪，屬于公訴案件，是否追訴是不以當事人意見為轉移的，但是追究何女士的刑事責任，需要看是否能夠確認何女士當年是否拐走了孩子，丟失孩子的受害人當年是否有報案，公安機關是否立案，公安機關如果有立案，則仍可按照正常的刑事訴訟程序展開調查，但是如果當年沒有立案偵查，由于如今已經過去20多年，這意味著已經過了追訴時效，司法機關將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
四川美地律師事務所律師周茂梅表示，何女士當年拐走雇主家兒子的行為，涉嫌刑事犯罪，屬于公訴案件，受害人（即被拐兒童及其父母）是否愿意追究其刑事責任，并不直接影響何女士的定罪，也不影響司法機關的公訴。但如果受害人書面表示諒解，其諒解行為可以作為司法機酌情量刑的考慮因素，比如對其給予從輕或減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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