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外貿第一大省，廣東近期的經濟數據變化，引發了一些擔憂。
9月初，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發布了2018年8月廣東省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3，較上月下降0.9個百分點，是自2016年3月以來指數第一次回落至榮枯線（50.0）下。
據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統計，2018年上半年，廣東進出口總值3.24萬億元，比2017年同期增長2.7％。但其中，出口額出現了下滑，出口1.9萬億元，同比下降3.3％。
PMI為何下降？
在決定PMI指數的5項權重指數中，4項比上月下滑，其中權重最大的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分別比上月大幅下滑1.5個和1.7個百分點。
訂單指數連續兩月出現較大幅度下滑，已跌至榮枯線下；生產指數回落1.5個百分點，錄得近30個月以來最低值。
廣東省經信委發布的新聞稿中稱，“工業經濟運行態勢總體平穩，但受外部環境出現明顯變化影響，穩中有變的形勢已經初步顯現。”
廣東省委黨校副校長陳鴻宇，從2011年起就受廣東經信委之邀擔任廣東省PMI指數特約解讀專家。他對此次數據變化的解讀是，“上述各項指數變化軌跡表明，第一，廣東省制造業大多數企業已連續數月減少生產量，引致原材料庫存逐漸增加；第二，企業的外部需求尚未改善，新接訂單數量還在繼續收縮，企業的采購量也隨之減少；第三，購進價格仍偏高，企業正在加快出貨，減少產成品庫存，以維持周轉。”
實際上，廣東制造業PMI數據的變化，不是最近才出現，從今年5月就開始陸續有指標出現下滑。其中，生產指數、新訂單指數、出口訂單指數等產銷指數，連續兩個月出現了下降。而且，與生產規模和生產質量密切相關的原材料庫存、產成品庫存、進口等三項指數，分別比4月又大幅減少了3.9個、3.6個和1.5個百分點。
從全國情況看，廣東的下滑也走在了全國的前面。
“從往年規律來看，一般來說，2月份數據是要下滑的，但2017年、2018年的春節后，廣東的PMI都沒有下跌，而是連續29個月都在榮枯線上。”陳鴻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往年的8月份一般也是年中波動月份，但年底會出現上升和回調。今年8月份跌到榮枯線下，也并不奇怪。“從5月開始下調，很多指標就開始慢慢下滑，到8月份終于撐不住了。尤其是最大的權重指數，產銷指數，同步都下跌。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信號。”
在陳鴻宇看來，這表明，廣東制造業企業持續了兩年多的較強的擴張勢頭，已經出現了緩慢減弱的跡象。
這種緩慢減弱的趨勢，陳鴻宇將之定義為“盤整”。陳鴻宇認為，今年5月份延續至今的本輪盤整的原因比較復雜，既有國內產業轉型中新舊動能接續不周的問題，也有國際經濟政治因素急劇變化帶來的消極影響。
“中美貿易戰是因素之一，但貿易戰實質的影響并沒那么大，主要是影響了企業的心理預期。”陳鴻宇認為，心理上的壓力已經來了，影響到企業對國內外市場的判斷，影響到了國際市場訂貨商的訂單，從而影響到了廣東企業的接單。但對廣東外貿出口的實質影響有多大，會影響到哪些具體行業和重點企業，還有待觀察和評估。
但陳鴻宇也指出，“不能把下滑原因都歸結于貿易戰，還是要全面看比較恰當，不能對外部因素估計過重，掩蓋了內部供需結構調整、轉型的問題。”
一些學者還認為，中興事件后，中興停產三個月，由于中興上下游產業鏈很多，也有一定影響。
“現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評估影響，以及未雨綢繆。”陳鴻宇認為，對廣東外貿類企業來說，需要早做準備，考慮出口市場的多元化，提高出口產品質量。
港商跑了嗎？
也有人擔心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廣東省吸收外資、尤其是港資的情況堪憂。近日網上流傳著一篇題為《港商：廣東可能半數工廠會倒閉》的文章，其中提到，中美互相加征關稅后，“有香港廠家擔心，這樣下去，最終會對中國制造業造成實質損害，目前相當一部分在中國內地設廠的商人，正部署全面撤離中國。”
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認為，這種說法是“無中生有”。“我打電話給東莞市委書記和廣東省商務廳廳長了解情況，他們告訴我，根本沒有這種情況發生。”魏建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廣東上半年全省吸引外資加速，總體達到了790億人民幣，同比增加3％，超過了全國增速1.9個百分點，“港資沒有退出，上半年廣東吸收港資621.5億人民幣，同比增長2％，占全省的比重為78.6％。廣東的整體吸引外資和外貿持續向好。”
從2017年數據看，全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最高的三個城市，分別是東莞、深圳和珠海，高達93％、74％和73％。在全國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前10個城市中，廣東省占據了半數。
以外貿依存度最高的東莞為例，2017年，東莞對美國進出口總額達到1743億元，其中出口總額為1561億元，占據東莞出口總額的22.21％。東莞對美國貿易量非常大，比整個歐洲貿易量還要高，再加上很多東莞企業會借道香港對外出口，美國實際上是東莞最大的對外貿易伙伴。
那么，對于東莞來說，如果貿易戰持續下去，對企業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華南分院副院長龔佳勇多年來一直對東莞的產業進行觀察和研究。根據他最近的調研和觀察，東莞企業在這一輪總體保持穩定，受到沖擊并不明顯。
“東莞目前的產業結構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這些企業主要的海外市場不在美國。OPPO、VIVO在美國市場幾乎為零，華為手機加上榮耀，美國的市場份額也就在4％左右，目前影響不是很大。”龔佳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美國首輪500億美元產品加稅之后，一些電子產業會受到一些沖擊，但總體可控。
龔佳勇說，前段時間，針對東莞1000多家企業的一項調研顯示，貿易戰對東莞的沖擊沒有想象得那么大，“紡織、服裝、鞋帽類的企業，可能涉及1000億人民幣左右和幾百家中小企業會受到影響，但紡織、服裝產業在整個東莞經濟總量占比已經很低，不足5％，因此影響不大。”
從2014年開始，東莞經歷了產業低谷，大量中小企業破產，出現“倒閉潮”。“經過了倒閉潮之后，存活下來的企業，都是相對有競爭力的。”龔佳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經歷了陣痛的東莞，產業開始向中高端快速轉型。
目前，東莞智能手機產業占到電子產業總值的40％多，出產了全球五分之一的手機，也造就了產業鏈上下游的“隱形冠軍”迅速崛起。
“以前服裝、家具類企業，只要外部環境有風吹草動，就會對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但現在已經不像以前了。”龔佳勇說，通過加快轉型升級步伐，東莞產業的抗沖擊能力比五年前強了很多。
不過，與二三十年前相比，由于內地企業的快速崛起，港商的整體競爭力有所下降。“因為香港企業利潤低，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影響還是很大。”龔佳勇坦言，從幾年前開始，就有一些港商考慮把生產制造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東南亞或非洲，但更多港商還是留在了東莞，“東莞的產業配套體系、員工素質，都比東南亞和非洲要好很多。東南亞雖然人工成本低一點，但員工效率不如東莞，表面成本低，但總體成本還是很高，實力一般的港商也承受不了搬遷企業帶來的巨大投入。
“港商總體還是愿意留在內地。” 龔佳勇認為，但由于利潤不高，社保和各項稅費負擔，對中小企業來說有一定壓力。
科技創新和企業轉型升級是兩大關口
魏建國曾在商務部主管外經貿工作，“那個時候有廣、大、上、青、天的說法，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和天津，這五個口岸的進出口占了全國一半以上，但現在天津、大連、青島都已經被甩在后面了。”
魏建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廣東一省的進出口大致相當于兩個江蘇的總量，江蘇一省的總量又相當于兩個上海市的總量，“也就是說，在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中，廣東一省就占據了三分之一天下。”
從GDP的維度看，廣東經濟保持較高速度發展，對全國也有特殊意義。魏建國分析，如果全國要繼續保持6.5％到6.8％區間的速度，從當前來看，長江經濟帶，只能是等于或低于全國增速。西北和東北都相對比較困難，南方省份中，雖然貴州增速很快、但體量較小。“也就是說，平均數要達到6.5％到6.8％之間，必須有一個省，體量大而且增速比較高，高于全國平均數，這個任務也落在廣東身上。”
魏建國說，對廣東的民企來說，船小好調頭，這幾十年來，他們經常遇到貿易摩擦，經歷過兩次金融危機，在適應能力上達到一個很高的強度。在貿易戰危機到來前，他們已經開始轉向，不少企業下一步準備利用中非合作論壇，開拓非洲、金磚國家市場。
數據也支撐了這種判斷。上半年，廣東對新興市場進出口保持了持續增長。廣東對東盟進出口4193.3億元，增長5.2％，對臺灣地區進出口2357.4億元，增長20.4％，對韓國進出口2320.6億元，增長7.8％。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7289.5億元，增長1.7％，繼續保持增長趨勢。
“從根本上看，廣東制造業發展的核心問題，還是在于新動能的發展速度趕不上舊動能減退速度的問題。”陳鴻宇說，因此科技創新和企業轉型升級是兩個非過不可的關口。
不過，陳鴻宇也認為，目前的挑戰在于，如果大多數制造業企業面臨的是一個需求量逐漸收縮的市場環境，就難以集中力量促進創新發展和謀求高質量發展。
他建議，在繼續幫助制造業企業降成本的同時，有必要重點研究近幾個月部分指標波動的深層原因，分析國內與國際因素的影響，以采取更有針對性的對策，盡快構筑相關的政策體系，以提升制造業的內生競爭力。
在魏建國看來，廣東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是，要著重解決粵港澳大灣區內整體的發展，解決廣東長期以來存在的城市不合理競爭問題，“灣區經濟，不是以單個城市作為競爭主體，而是城市群的競爭。國外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城市群之間都形成了互補關系。”
他坦言，廣東要處理好灣區內9個城市之間的關系，也要處理好與香港、澳門的關系，這一點對進一步發揮廣東未來潛力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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