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著名的“閱后即焚”社交應用SnapChat創始人Evan Spiegel來了一趟中國，拜訪了一些中國做社交應用的同行。其中，在和一個同行吃飯聊天的時候，對方隨便地問了一句“你們公司在舊金山什么地方？”，于是Evan Spiegel很嚴肅地回答：“我們不在舊金山，不在硅谷，我們在洛杉磯”。
“為什么不在硅谷？”自然少不了這樣的追問。在中國的大部分互聯網從業者和創業者來看，硅谷是創新的天堂，有著最瘋狂的一群人，風險投資、孵化、創新者社區、大學和巨型互聯網公司構成的生態系統相當完備。世界上那些最酷的創新，理應出自硅谷而不是其它地方。據說，Evan Spiegel當時沒有太多地解釋這個問題，只是淡淡地回復：“我不喜歡那個地方”。
如果連Evan Spiegel都不喜歡硅谷了，那硅谷一定發生了些什么變化。這位SnapChat聯合創始人是個90后，出生在洛杉磯，在斯坦福就讀過商學院。但在學業結束前，他就開始專注在SnapChat上，并且搬回了洛杉磯地區。洛杉磯市郊，SnapChat在long beach附近的沙灘上有著一座大房子作為日益擴張的團隊的辦公室——在舊金山或硅谷核心地帶的Palo Alto與Menlo Park，這樣的一個地方貴得離譜。
SnapChat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這家在美國甚至是加州誕生的估值高達數十億的“創新公司”選擇了洛杉磯地區而不是舊金山灣區（傳說中的硅谷）作為“總部”所在地。而另一家被Facebook 20億美元收購的虛擬現實技術公司Oculus Rift，也把總部設在了洛杉磯附近的Orange County——即便在完成收購之后，Oculus的團隊仍然留在Orange County辦公，并且在好萊塢舉行了它的獨立開發者大會，而沒有像Instagram和Parse等被收購的公司那樣，搬進Facebook在Menlo Park的園區。此外，最著名的“匿名社交”應用Secret，總部也在洛杉磯。
這些公司在洛杉磯自然有它們的道理——那些社交屬性突出的創新公司，需要靠洛杉磯地區偏向娛樂和名利場文化的氛圍積累最值得傳播的內容，而Oculus這樣技術驅動的公司顯然在洛杉磯一帶更容易獲得合作伙伴和天然的客戶。但同樣重要的另一層原因是：這里的房屋租金和人才都相對更“便宜”——而且對這里更“便宜”的人來說，他們很多人也是來自全美最棒的學校，而且不至于隨時被周邊幾英里之外的其它公司挖走。
與此相同，你會發現紐約聚集了另一個類型的創新公司——與電子商務、交易、設計和新媒體密切相關。像Fab和Birchbox這樣的公司簡直就是天然的紐約產物。最近B輪融了1.85億美元的支付與商戶解決方案商Mozido也在紐約。而Google最近巨資投資的另一家“下一代虛擬現實技術和可穿戴設備”公司Magic Leap總部則在美國最東南部的佛羅里達，同時在洛杉磯（而不是舊金山灣區）也有一間辦公室。此外，另一些與舊金山灣區有著同樣“技術驅動”基因且獲得了數千萬美元以上的創業公司Quantopian和Portalinstruments等都位于頂級高校和精英最聚集的馬賽諸塞州的波士頓和劍橋一帶。而以DNAtriX為代表的一些與生物技術和新能源數據化相關的頂級初創公司，越來越在德克薩斯州的奧斯丁、休士頓和美國加州最南部的圣地亞哥扎堆。
它們都不在硅谷。
也許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實：當中國的大量熱錢、互聯網巨頭甚至一部分創業公司開始成規模地向硅谷進發的同時，硅谷自己正在完成著它自己的調整和“去中心化”。而這里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是：科技公司越來越不僅僅是只提供“科技”給它的用戶的公司了。早年的英特爾、甲骨文和思科當然奠定了硅谷且心安理得地待在這里，Google這樣的公司也顯然最適合硅谷這個地方，Twitter和Facebook也還好。但當科技本身越來越接近一種基礎設施，而“科技公司”必須通過“技術”作為手段為人們提供生活場景中所需各種不同服務的時候，這些科技公司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資源往往不在舊金山和灣區當地，這就導致了硅谷本身的“去中心化”：與娛樂、電影制作和動畫密集相關的資源在數百英里之外的洛杉磯好萊塢；與設計、商業交易、媒體和金融有關的資源更多在紐約；與生物醫學、新能源有關的資源和人才更多集中在德克薩斯州的休斯敦和奧斯汀以及加州最南的圣地亞哥；與公共設施更多的相關資源在加州以北俄勒岡州的波特蘭……總體而言，合作伙伴與潛在客戶在哪里，這些科技公司的總部就傾向于設置在哪里，而不僅僅是守著傳說中的“創新搖籃”和風投最活躍和密集的地方——硅谷。這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變化，但你可以看到，就像大陸板塊漂移一樣，越來越多的“創新公司”在更深層次原因的作用下，從硅谷漸次向不同地方完成資源和人才的遷移——但它們仍與硅谷有著密不可分的，在資本交易、人才、社交網絡和精神家園上的連接。
這個現象直接導致了另一個變化，即“硅谷不可復制論”的打破。一些硅谷的精英——比如Y Combinator孵化器的創始人Paul Graham和他的大部分同事，以及Khosla Ventures和Andreessen Horowitz的大部分頂級投資人，一直以來都堅持認為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不必試圖刻意地復制另一個硅谷。因為硅谷形成的時代背景（冷戰與軍備競賽）、硅谷的人際網絡與整個生態系統、以及硅谷創新“永動”背后的獨特文化是無法被拷貝的。而激發世界上最棒的創新的最好方式就是讓全世界最棒的創新代表都到硅谷來接受新的洗禮和“再教育”——Y Combinator孵化器一直都是這么做的，它號稱能給一個創業者最好的人際關系和資源，無論是從硅谷頂級的大佬和Y Combinator的歷屆學員公司之間——它們中的一些都已經成為估值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公司（比如Dropbox和Airbnb）。但對一家可能加入了YC的位于班加羅爾的租車應用公司來說，搞定印度的大大小小汽車租賃行可能比跟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的一頓午餐還重要，但地理意義上的硅谷在這個問題上對它的幫助是有限的。同樣，對一些科技公司來說，好萊塢、紐約、休斯敦、奧斯汀、波特蘭和圣迭戈在資源上的重要性可能都比舊金山灣區更重要，它們需要在那些地方扎根和拓展，但與此同時，這些公司的創業者也為這些地方注入了越來越多的創業精神和“硅谷精神”，他們在硅谷學會的那些思考方式、驅動公司增長的方法論、建立人脈網絡的技巧、跳出“盒子”思考的意識甚至講故事的魅力，都會被帶到硅谷之外的地方。
硅谷的去“中心化”甚至不僅僅是擴張到美國的其它地方：設計和時尚的另一個全球聚集地倫敦、下一個清潔能源與數字化結合在一起的突破性創新國度以色列……在PingWestSYNC 2014舊金山專場下午有關智能硬件的討論環節，不止一個舊金山當地的硬件創業者說：“你什么都不需要想，買一張機票，去深圳，在深圳找一個合伙人”，而位于舊金山的硬件加速器——無論Lemons Labs還是PCH International，都會讓自己的創業公司同時在舊金山和深圳兩個地方接受不同的訓練和“洗禮”。這些例子，也都是硅谷去中心化的典型例證。
當硅谷的外延在不斷擴大，“硅谷范兒”已經變成一種全球創新最時髦的語言和標簽，硅谷的VC也在發生變化。這兩年，越來越多的硅谷VC開始認真地探討“硅谷和美國之外的機會”，中國當然是探討的重心之一，德國、以色列、英國甚至馬拉西亞也都在列。我記得上次我見到Y Combinator的新任總裁Sam Altman是7月底，他當時正準備去倫敦做一場Y Combinator的年度活動Startup School。談到中國，他說：“如果Y Combinator真的準備開美國之外的代表處的話，中國毫無疑問是第一站”。
再看看硅谷正在發生的問題：除了因為科技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不同場景，因為資源配置的側重而導致一些科技公司從硅谷向外輻射之外，硅谷對新的科技公司似乎也越來越不那么友好了。大公司壟斷了所有的社會和人才資源，房屋的租金、生活成本和人力成本正在往高的離譜的方向發展，人才的流失也越來越嚴重。即便沒有不同行業資源的問題，硅谷本身的生態系統也處于一個幾乎“滿負荷”的狀態。某種程度上，“去中心化”的調整也是它自下而上自己發生的。
也許Google聯合創始人兼CEO 拉里佩奇最近接受采訪表達的觀點也能代表硅谷當下的問題和轉折期的特殊現象：硅谷已經變得短視，沒有取得真正的突破，越來越不關心大創意。這種現象讓硅谷變得不堪重負，而技術與消費生活的“淺薄”結合也讓那些原本應該在硅谷的公司去了它們各自更應該去的地方。而另一個方面，硅谷仍是世界科技的震源——那些最原創和突破性的技術革新，仍然適合發生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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