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經濟普查以及GDP統一核算，引發前所未有的關注。
繼各省公布經普后核算的2018年數據以及2019年成績單之后，各地市2018年和2019年的GDP也陸續公之于眾，各大城市的真實“家底”將一一暴露。
可以預見，雖然疫情仍在繼續，但某某城核減多少、某某市核增多少、某某城超過某某城的討論會在未來持續一段時間。
在國家的統一指揮下，所有的歷史數據，是榮耀也好，是包袱也罷，統統揮手作別，大家重新回到起跑線。
實施統一核算改革，表面上改變的是方法，更深層次的影響將是經濟結構，也就是這兩年了我們一直說的“高質量發展”。
在新的指揮棒下，各省、城市間的新一輪競爭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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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一個大家都比較關注的問題，為何在經濟普查統一核算后，多個省份和城市GDP變動量比較大？
2003年，國務院決定建立全國經濟普查制度，每10年進行兩次，分別在逢3、逢8的年度實施。是故有《中國非經濟普查年度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方法》和《中國經濟普查年度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方法》兩書分別闡述核算方法。
翻看前三次經濟普查后的GDP修正，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省份變動幅度并不是很大。
與前三次相比，本次普查核算后，GDP的變動之大，超乎想象，比如山東核減萬億GDP，安徽核增4000多億，一時成為熱議焦點。因為大家對核減的比較關注，以下就著重分析核減的省份和原因。
從相對規模來看，有三個省的調減規模超過20%，分別是天津(28.96%)、吉林（25.35%）、黑龍江（21.48%）。
對此，山東給出的解釋是：“山東省原有8539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經核實年主營業務收入達不到2000萬元標準，按照規定程序退出“四上”聯網直報庫，相應減少GDP總量5000億元左右”。
天津市則回應：其GDP下調主要是因為兩點，其一為數據摻水；其二便是對落后產能的淘汰，關停小散亂污企業，淘汰僵尸企業，全面解決“鋼鐵圍城”、“園區圍城”等舉措。
客觀來講，無論是山東還是天津，回應是比較“實在的”。山東作為新舊動能轉換的重鎮，面臨著巨大的“辭舊迎新”壓力，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些企業，特別是高污染高耗能出現問題，在情理之中。
但GDP核減，肯定不單單是這一方面的問題，天津就提到“數據摻水”。在多年“唯GDP論”的思維之下，數據摻水在某些地方客觀存在，但應該不是本次數據變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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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7年6月，我國出臺的《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明確，2019年開始由國家統計局對各省份的GDP進行統一核算。
從那之后，數據失真的幾個省市便開始主動擠水——
內蒙古調減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530億元，占總量的26.3%，核減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元，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40%。
天津濱海新區將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由原來的10002.31億元調整為6654億元，縮水幅度達三分之一。
2016年，遼寧實現GDP達22037.88億元，比2015年少了6705.5億元，“縮水”幅度高達23.3%。
從方案出臺到正式實施，給地方政府留下了數據擠水的時間余地。同時，中央嚴令，對于統計數據造假的干部，要“一票否決”。
涉及到前途大事，地方官員對于中央的嚴令，應該心有忌憚。再者，若是不主動刺破，被核算后查出更難以收場。所以，前兩年，該擠的水分應該擠得差不多了。
當然，也沒有一個地方敢拍著胸脯說，GDP百分之百沒問題，頂風作案、擦邊球之類的也會存在。但正如我前面所說，這不是導致普查后GDP變動幅度之大的主流。
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統計口徑的改變。
客觀口徑的改變可以說是本次縮水的普遍之因，畢竟四普對第二、第三產業進行摸底型的調查，故有產業名單主體的改變對于總量的影響是客觀的。
也正因為如此，有些省份的GDP出現大幅核增。四普之后，福建GDP就跨入4萬億。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福建整體的產業結構還是比較不錯的，這幾年福建高度重視研發投入，另外福建的民營經濟發達，占比相當高，而民營經濟的統計原來存在一些遺漏，但隨著統計手段的升級，很多民營經濟納入統計，因此這次四經普后，調高的比例也不少。
另外說一句，研發投入被納入GDP，在以前是列入成本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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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GDP核增，也映襯出南北民營經濟方面的發展差距。
北方各省份（北京除外），民營經濟不如南方活躍是不爭的事實。
這些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統計手段的進步，尤其是對中小微企業的統計更加精細，北方省份和城市的短板就更加凸顯出來。
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主任許憲春，在去年發表的《準確理解中國現行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一文中提到，與服務業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統計調查制度改革相銜接，國家統計局對過去的服務業企業抽樣調查制度進行了改革，建立了服務業小微企業抽樣調查制度，這些企業涉及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11個門類和房地產業門類中的物業管理和和房地產中介服務業兩個中類。
北方，資源型的大企業多，傳統產業多。與上海、深圳、廣州、武漢、合肥、貴陽、成都等地大規模集群發展新一代信息電子、新能源、機器人、生物醫藥等新產業相比，行動慢了半拍，在數據上不好看，并不是太讓人意外。
在統一核算之后，無錫、寧波、深圳等南方城市脫穎而出，也便容易理解。
當然，北方城市也不甘心，尤其是青島和鄭州。
2019年，青島GDP1.17萬億，雖然2018年被核減千億，但2019年實際增量近800億，同比增長6.5%，說明其后勁還是很足的，并沒有被熱門城市甩開。
再說一句GDP核減千億，在青島2018年GDP修訂減少的1052.12億元中，第二產業減少了817.27，第三產業減少234.86。
這與山東整體的情況是相符的，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舊的動能在消除，新的動能尚在成長中，換擋期出現了“陣痛”。對于青島這個制造業城市來講，沒有必要過于擔憂“工業空心化”。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青島被無錫和寧波超越，看看無錫的GDP可知，其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青島高出1000多億，寧波的二產規模，與無錫相當。
無錫2019年經濟數據
實際上， 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青島起碼有兩項是在全國都相當亮眼的。2019年，青島固定資產投資全年增長21．6％，增速創近七年來新高。這些投資，將在未來進一步釋放到GDP之中。
另一個就是進出口2019年全市貨物進出口5925.6億元，增長11.2%，比上年提升5.5個百分點。其中，出口3411.9億元，增長7.4%；進口2513.7億元，增長16.9%。外貿進出口規模再創歷史新高，繼續保持全省外貿龍頭地位。
市場活力方面，2019年青島新登記市場主體31．83萬戶，同比增長10．77％，全市市場主體總量首次突破150萬戶，繼續保持山東第一。
GDP核減，并不意味著經濟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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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來看，北方城市中，除京津之外，青島和鄭州的將在“北方第三城”上展開角逐。
鄭州2019年的GDP尚未公布，能否超越青島尚不得而知，但在外界看來，兩城相爭的態勢已成。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GDP統一核算后，河南增加了1880億。鄭州核算后的數據，仍未公開。
近年來，河南舉全省之力實施鄭州，并成功拿下國家中心城市。此外，地處中原的鄭州，在交通樞紐方面優勢的得天獨厚。這些都是鄭州的長處。當然，海邊的青島擁有全國排名第五的青島港，外向型經濟是鄭州無法比擬的。
青島和鄭州的經濟結構有不少區別，以2018年為例——
青島（四普核算后）：第一產業增加值為386.91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為4033.33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為6529.14億元，三次產業比例為3.5:36.9:59.6。
鄭州（四普核算前）：第一產業增加值147.1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4450.7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5545.5億元，增長8.3%；
與上面分析的類似，處于新舊動能轉換中的青島，二產增加值不及鄭州，地處中原的鄭州，一產比青島規模大。不過，一旦青島渡過“制造業轉型洼地”，局面或許還會有改變。再者，青島的三產超過鄭州千億。
根據現有的數據，無錫、寧波已經超過青島，但差距都不會大。未來的很長時間內青島、無錫、寧波、鄭州、長沙、南京等城市，在經濟規模上都將處在同一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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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拋卻“唯GDP論”后，統一核算，應該算是新時代必須解決的課題。從國家治理層面，要告別中央和地方數據打架問題。在過去地方GDP統計完全由地方統計部門承擔的情況下，地區GDP總和常年超全國，幾乎成為一種慣例，由此給政府統計的公信力帶來不少傷害。
其次，政策更有針對性。“我們的數據不是做給領導人看的，它關系到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要繼續執行。”
GDP核算制度改革，有利于反映經濟在不同區域之間的聯系程度，以及區域空間調整深化的程度，進一步引導都市圈和城市群，特別是國家空間結構的調整，把握各地經濟形勢。
最重要的是，統一核算讓各省市競爭中，有了一個公認的標尺，樹立起了發展的指揮棒。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起步，相應的指標體系要有實質性的改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指出，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擯棄過去的思維慣性，不能再一味追求表面的“速”和“量”，而是要把發展重心放在調整優化結構，推進綠色可持續發展上，要在調整財政結構和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下功夫。
發展最終的落腳點是人的發展，這一指揮棒的最終目的則是鞭策各省市，讓人民在數據之中感受到更多獲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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