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未來發展邏輯

每個城市的發展，都有自己的邏輯。因為地理區位、自然資源、產業聚集，或者創新環境，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有了自己的標簽或名號。比如世界知名的“音樂之都”維也納、“水城”威尼斯、“汽車城”底特律、“賭城”拉斯維加斯，再比如國內知名的“瓷都”景德鎮、“泉城”濟南、“陶都”宜興、“江城”武漢等等。

名號只是一個表征，代表著這個城市的樣貌和性格。時過境遷，很多城市凋敝不在，很多城市百廢待興，很多城市繁盛依舊。時間見證著變化的一切，也給出了答案和結局。

美國《連線》雜志創始主編凱文·凱利在《技術元素》一書中論斷，“所有的公司都難逃一死，所有的城市都近乎不朽。”他認為，公司的發展遵循像人一樣的生長周期規律，但城市構筑的是自我不斷動態擴張的生態系統，在變化中蘊含著不可預知的未來。

城市的比拼一直都在，爭奪優秀人才、龍頭企業、科研機構、政策支持。但不知從何時起，GDP成了比對的硬性指標，甚至是唯一指標。“唯GDP論”一度甚囂塵上，讓城市間邁入了急功近利的短跑比拼。

土地財政、招商引資、撤縣改市、城市擴容，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城市繁榮，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房價高企、產業空心化、同質化競爭帶來的資源浪費等現象和問題。很多城市在資源枯竭后，走向沒落，淪為一座“空城”或“鬼城”，面臨發展的艱難困境。在中國經濟由高速發展降為中高速，并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過程中，也相應地對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提出了新的課題。

城市未來發展的邏輯何在？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外部環境。因為毗鄰香港，率先改革開放的深圳成為香港產業轉移最好的承接地，經濟突飛猛進，快速崛起；當年的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也正是因為抓住了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國外大量的資金和技術，走上了快速發展之路；蘇州也是通過承接上海的第二產業轉移和區域經濟輻射，逐步完成了產業轉移，以地級市的身份躋身國內城市發展前列。

▲近年來，中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新華社資料圖）

近年來，國家戰略的實施，也成為區域經濟和城市發展的助推器。隨著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的城市在經濟發展活力、開放程度和創新能力方面，都將不斷走強。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的實施，都將區域和城市的發展，帶入了一個新高度。

外部環境，只是城市發展的助推器。城市的發展，需要抓住有利的外部環境，更依賴于其內在條件和機制。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深圳，從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出發，創新機制、吸引人才，催生了一批知名的世界500強企業，打造了一流的營商環境，締造了深圳速度，成為了創新之城；過去依靠縣域經濟發展的“蘇南模式”，使蘇南地區走出了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而緊抓制造業這條命脈的蘇州，在不斷輸出蘇州工業園區模式的同時，也已開始逐步向服務型城市轉變，讓古風古韻的蘇州，一直保持著持續的競爭力；抓住了互聯網的發展機遇，民營經濟活躍的杭州，一躍成為“數字經濟第一城”，跑在了城市信息化發展的前列。

當下的城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相似。相似的建筑、相似的街道、相似的產業，城市的同質化競爭愈演愈烈。但當同一條賽道上擠滿了賽車，前行的道路勢必就會變得不通暢，就會停滯不前或者降速。而差異化的賽道上，才容易跑出自己的速度。所以，城市要在比對中，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這才是城市未來發展的邏輯所在。

所謂的比較優勢，不是憑空設想出來的，而是要基于城市自身的產業基礎、特點和布局，不斷轉型升級、轉換動能，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中，找準自己的命脈和產業特點，聚焦發力，形成自己獨特的產業優勢和城市競爭力。

沒有一條成功的道路，是可以完全復制的。城市的未來，寄托在自我革新和不斷遞進、完善的邏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