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貿區的“誘惑”
自貿區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雙邊或多邊自貿區(FT-Area)，另一種則是國內自貿區，也被稱為自由貿易園區(FT-Zone)。
前者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或地區通過簽署自貿協定，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從而形成促進商品、服務和資本、技術、人員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大區”。構想中的亞太自貿區即在這一范疇內。
后者則指一國的部分領土。就進口關稅而言，在這部分領土內運入的任何貨物被認為在關境以外，免于實施慣常的海關監管制度。上海自貿區就被視作此類型。
醞釀8年后，建設亞太自貿區(FTAAP)的構想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11月11日下午，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第二階段會議結束后，習近平主席在APEC會議記者會上宣布，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獲得APEC經濟體領導人會議通過。
自貿區建設熱潮席卷世界，亞太自貿區概念順應而生。在APEC秘書處執行主任艾倫•博拉德(Alan Bollard)看來，今年APEC會議上，最重大的議題就是關于亞太自貿區的討論。
對于中國而言，“自貿區”是當下改革與發展的關鍵詞之一，也已成為公眾視野中的高頻詞匯。
包括尚在構想中的亞太自貿區在內，正式啟動一年有余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浙江杭州提出的“網上自貿區”等，都牽動著國人的目光。與經濟開發區、保稅區相比，各種形式的“自貿區”似乎來得風頭更勁。
國際“自貿熱”背后
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入發展的同時，以自貿區為主要形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在快速發展。
有專家指出，隨著超大型自貿區相繼涌現，新的國際經貿規則正在形成，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也因此發生深刻改變。
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提出要“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環境保護、投資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等新議題談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又強調，要“積極參與高標準自貿區建設”“加快與韓國、澳大利亞、海灣合作委員會等自貿區談判進程”。
2013年12月4日，商務部新聞辦公室召開“自貿區建設”專題新聞發布會。發言人姚堅在會上介紹，我國正在建設18個自貿區，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已簽署12個自貿協定。
今年2月的一次例行發布會上，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表示，商務部將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他介紹，今年商務部重點開展的周邊自貿區談判，主要包括中韓自貿區、中日韓自貿區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的談判。
相比以上已進入談判階段的自貿區，亞太自貿區顯然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亞太經合組織高官談踐曾表示，當今世界經貿形勢面臨碎片化趨勢，是中方提出亞太自貿區可行性研究倡議的重要背景。
談踐稱，由于各自貿區“原產地”規定不一，對很多企業投資造成困難。亞太經合組織把貿易投資自由化作為目標，必須要面對這些嚴峻問題。建立亞太自貿區正是解決之道。
不可不提的是，在中國大力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的同時，美國也正在推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
一個難以忽略的現實是，目前，有12個國家參與TPP談判，但未包括中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10年，TPP 9個成員國的GDP總量達到16.9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的27.2%。而這還未將申請加入TPP的日本計算再內。
據《環球時報》引述的韓國媒體觀點稱，對中國而言，建立FTAAP非常有必要。“一旦把自己排除在外的TPP形成，那么中方每年將遭受1000億美元的進出口損失”。
然而，如果將各國的自貿區建設熱潮都視為單一的經濟目標導向，可能失之偏頗。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認為，美國自貿區戰略所尋求的并非是單一的經濟目標。
他分析，2013年是美國自由貿易區戰略調整的一個重要年份：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接納日本加入談判，啟動跨大西洋(13.82, -0.35, -2.47%)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在太平洋與大西洋同時推進自由貿易區談判，這在美國歷史上也是首次。下一步，TTP與TTIP很可能會走向統一，從而形成發達國家主導全球經濟規則制定權的新平臺。
自貿區申報緣何“爭先恐后”
20世紀中葉以來，自貿區隨著經濟全球化、投資與貿易自由化而快速發展。
作為中國國內的第一個自貿區，上海自貿區在誕生不久即表現出了非凡的活力。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戴海波在今年上海兩會期間透露，2013年上海自貿區內投資企業完成經營總收入14200億元，同比增長10.5%；完成工商稅收472億元，同比增長1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研究員隆國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將上海自貿區形容為“原來特區的升級版”。
他表示，我國從改革開放初期建立深圳特區，從蛇口工業園開始，到后來放大成為經濟技術開發區，再到后來浦東的開發開放以及海關的特殊監管區等等，這些園區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針對不同的目標，進行了園區政策和管理體制的設計，在每個階段都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在當下，采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對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將外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但國務院規定對國內投資項目保留核準的除外)的上海自貿區所擁有的發展空間，已然超過了特區、經濟開發區，堪稱“空前”。
據媒體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調研上海自貿區時，指著留存35份寫有限制措施文件的橙色桌面說，要繼續壓縮負面清單，給市場“讓”出更大空間。
上海自貿區的改革力度之大可見一斑。
或許正是因為看到了中央對上海自貿區的態度，一波又一波的自貿區申報浪潮襲來。包括天津、廣東、重慶等30個省市明確表態要申報自貿區。
甚至在上海自貿區正式獲批落地之前，浙江舟山就在積極爭取自貿區的相關政策在舟山落地。
有媒體如是總結提出申報的各個地方的復雜心態：“既有地方的實際需求，也有對地區間新的博弈和競爭的擔憂，當然還有將自貿區等同于優惠政策的傳統依賴。”
一些地方在“拿政策”方面的拼搶，也在中央高層的預料之中。
今年9月，李克強總理表示，自貿區“是一個改革的高地，而不是一個政策的洼地”。因此，各地需要正確理解自貿區的實質、創新之處與戰略意義，不應只把申報自貿區理解為一種請求中央準予實行優惠政策的機會，而要從發展本地市場經濟、提高本地治理水平上下功夫。
事實上，上海自貿區建設自起步起，便把“稅收優惠”等列為了“敏感詞”。
“二十多年以來，大家對以優惠政策、特殊政策為導向的特殊監管區已經習慣了。”
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主要設計參與者王新奎說，“特殊政策、優惠政策再搞下去，確實是效果越來越差，互相搶投資，到最后什么效益都沒有。”
相比促進經濟增長，上海自貿區被賦予了更為深遠的意義——“深化改革試驗區”，在區內孕育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體制機制。
“上海自貿區的根本目的是做高附加值的貿易、高標準的投資和高效率的金融，從而以上海為起點來支撐全國的經濟改革，是中國版的TPP，因此政策的制定必須充分考慮開放后所帶來的風險與機遇的關系。這是一個冒險并充滿挑戰的過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微博]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解讀。
“網上自貿區”另辟蹊徑
相比傳統意義上的自貿區，浙江杭州提出的“網上自貿區”被認為是另辟蹊徑。
“網上自貿區”，據稱相當于建立一個虛擬的跨境電子商務園區，是“試點跨境電商的升級版”。
早在2012年12月，杭州就成為海關總署批復的首批跨境電商試點5個城市之一。隨后在2013年7月，中國(杭州)跨境貿易電子商務產業園開園，杭州又成為中國首個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工作進入實質性運轉的城市。如果“網上自貿區”成為現實，上述產業園和試點區將成為線下貿易園區。
對于杭州來說，其區域優勢和港口優勢是遠遠不能與上海相比的。作為外貿重鎮，杭州積極申報網上自貿區與目前傳統外貿不景氣不無關系。但更大的誘惑來自迅速膨脹的海外代購市場。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海外代購市場交易規模超過700億元，國內消費者“海淘(即網購進口商品)”消費規模同比成倍增長，遠高于國內網購增長速度。
在此背景下，業界預測，隨著多個城市加入“網上自貿區”試點競爭，將進一步刺激中國“海淘”市場，年交易規模將超過1200億元。
目前來看，擁有阿里巴巴、淘寶、網盛等一批國際知名的大型電商企業和眾多中小型電商的杭州在“網上自貿區”的競速中跑在前列。
有媒體注意到，今年3月31日，杭州市政府網站掛出《關于杭州接軌上海自貿區發展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要把杭州打造成國際電子商務中心，要逐步創造條件積極申報“中國(杭州)網上自由貿易試驗區”，全面深化與阿里巴巴集團的戰略合作。
在緊接著的4月，杭州就出臺了《關于杭州接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同時，杭州市政府還積極申報“中國(杭州)網上自由貿易試驗區”。
《意見》提出，率先探索形成出口和進口小額貨物貿易電子商務“通關、質檢、稅收、結匯、支付、物流”全新模式，還將探索對外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營造有利于投資者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
杭州海關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改革小組成員蔣明曾對媒體表示，跨境電子商務在交易、支付、物流、進口和出口環節都存在發展的瓶頸，各方都在尋找突破。
比如，一些外貿企業遇到了出口退稅和結匯的問題。因為跨境電子商務都是小價值包裹等，拿不到報關單，即使去申報，成本大于利潤，企業的申報意愿不強。如今就是要尋找一種方式，可以實現統一報關，方便跨境外貿企業退稅和結匯。
在一些人看來，網上自貿區的必要性因此凸顯。
中國電子商務中心高級分析師張周平認為，杭州申報“網上自貿區”的意義在于，更多地尋求政策上的支持，解決目前外貿線上線下所出現的問題。
杭州市委常委佟桂莉則透露，目前杭州的試點工作還是適應性的、修補性的、局部性的創新舉措，“還沒有把跨境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型的貿易的形態，來作出單獨的全面的綜合的制度安排。傳統商務模式與跨境電子商務之間的不協調等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
言下之意，杭州可能將從“網上自貿區”中找到最終的解決方案。(本來來源：法治周末 資料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廉政瞭望》《環球時報》、新華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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