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濱渤海、東鄰黃海，30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眾多港灣，加之東平湖、微山湖、膠萊運河等內陸水域，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悠久的航海、漕運歷史，給山東留下了豐富的水下文化遺產。
“經初步統計，全省出水文物時代跨度大、類型多，涵蓋了從新石器時代到近代的各個時期，既有古沉船，又有石器、陶器、瓷器、銅器、玻璃等器物。”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劉延常介紹，這些文物承載了齊魯大地深沉的歷史文化，見證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彰顯了先民們逐水而居的毅力、與水斗爭的勇氣、因水而興的智慧，也體現了中華民族開放包容的氣魄和精湛的技藝。
古船、器物等遺珍出水
位于蓬萊市區西北丹崖山東側的登州港（蓬萊水城），是國內現存最完整的古代水軍基地。早在1984年，蓬萊組織群眾對蓬萊水城小海進行大規模清淤時，便發現了古船遺跡。
“此次清淤中，共發現3處殘船遺跡。之后，我們對其中一處大型殘船遺跡進行了發掘，也就是蓬萊一號古船。”蓬萊閣景區管理中心副研究員袁曉春告訴記者。
船體殘長28米，頭尖尾方，底部兩端上翹，有14個艙。“依據船內出土的高足杯和船的現存長寬推測，船的年代至遲應不晚于元末明初。”袁曉春介紹，關于船的用途，我們認為有可能是戰船。因為，據《登州府志》載，“元初僉山東沿邊州屬戶為軍，益度、淄博所轄，萊州李璮因軍內金一萬人，差官部所御倭討賊，而水軍之防御循宋制”，因此，水城作為駐扎水師、停泊戰艦、出哨巡洋的軍事重地，一般漁船是禁止出入的；另外，艙內出土遺物中生活用具較少，多見與戰事有關的鐵彈和石球。
2005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煙臺市博物館、蓬萊市文物局聯合組隊，對蓬萊水城小海的再一次大規模清淤過程中發現的古船進行了考古發掘和清理。這一次共發現三艘大型海船，編號為二、三、四號古船。“這些古船及大量不同類別的遺物，對研究登州古港的歷史變遷和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南北貿易、造船技術、古代海軍技術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袁曉春說。
除了蓬萊古船，商周時期的榮成古船，隋唐時期的萊州古船、平度古船、昌邑古船，等等，無不輕輕訴說著不同時代人們與海洋的故事，成為齊魯大地留存的寶貴水下文化遺產。
不僅如此，山東還擁有豐富的內水資源，京杭大運河流經山東五市，全長643公里，占其總長度的三分之一，運河內沉沒的大量船只及船內所攜文物，考古發現的運河駁岸、碼頭、閘口和橋梁等遺跡，也將古代運河人家的生活濃縮其中，標注著歲月的刻度。
2010年，一艘600多年的古沉船在菏澤“浮出”水面。這也是山東首次發現的保存最為完整的元代內河古船。“除了古船，山東博物館和許多地方博物館還收藏了大量出水器物，如新石器時代的陶器；漢代的水器、炊器、酒器；到了元代，出水瓷器中鈞窯系和磁州窯系占有重要地位；近代出水文物中，既有山東當地物品，也有海外舶來品，其中日本瓷器在山東地區出水較多。”劉延常介紹。在他看來，考古是一門嚴謹的學科，水下考古更是如此。“由于水域埋藏環境復雜、時間長久，有些出水文物的年代與文化屬性難以究明。這也告訴我們，水下考古與研究不僅具有神秘性，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持續發展與推進。
水下考古是持久戰
豐富的水域、悠久的歷史所積淀下的寶貴水下文化遺產，等待人們去發掘與保護。而這也使一個特殊行業——水下考古，逐漸走進公眾視野。
為推動水下文物調查、發掘和研究等工作開展，2015年，我省成立全國首家省級水下考古專業研究機構——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通過專業技術人員和先進技術手段，探索沿海和內陸河流湖泊的水下及附屬遺跡，實現水下文化遺產有效保護。
“為摸清家底，中心成立后，全面啟動水下文化遺產調查工作，開展了威海沿海近現代沉船調查、煙臺廟島群島水下文化遺產調查、日照海域水下文物資源調查、東平湖及其周邊淹沒區水下考古調查等項目，調查海岸線1300余公里，獲取水下疑點線索3000余處，其中重要疑點300余處。”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王澤冰說，水下考古是“持久戰”，雖然目前的工作還處在文化遺產資源調查、摸清家底的階段，但已取得很多收獲。
沉艦基本確定為北洋水師戰艦，157件（套）文物打撈出水！這是去年威海灣甲午沉艦遺址調查取得的重大成果。
威海是北洋水師的發源地和中日甲午戰爭的主戰場。為探明威海灣內北洋海軍沉艦分布情況和保存現狀，2017年，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單位聯合啟動威海灣甲午沉艦遺址水下考古調查工作，并于2018年夏，在劉公島東村外發現一處沉艦遺址。“去年7月，我們重點對這一遺址進行了首次水下試掘，發現了大型鐵甲、管狀物等沉艦構件，共出水鐵、銅、木、竹質等各種文物157件（套）。結合甲午戰爭日軍戰史資料等記載，這一沉艦推測為北洋海軍旗艦——定遠艦。”王澤冰說，目前沉艦遺址已劃定文物保護區。今年8月至9月，中心將繼續對這一沉艦遺址進行水下考古發掘。
在近海水下“探秘”不斷取得突破的同時，內陸水下文化遺產調查也是收獲頗豐。有史料記載，在東平縣城西北的東平湖底，“沉睡”了一座距今有1000多年歷史的古城，名為“須昌城”。北宋咸平三年，因黃河決口，須昌城淹沒在東平湖中。為了尋找這一故城，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連續多年開展東平湖及其周邊淹沒區水下考古調查工作，而這一考古現場，也被稱為“中國內陸水下考古第一站”。
“經過認真細致調查，我們將須昌城位置鎖定在東平湖東南部、埠子村舊址以西區域。從湖底提取的瓷片、陶片、古生物貝殼等，大部分屬于隋唐時期，也有的來自宋代，證明這段時期湖下有村落分布。”王澤冰說，和古城一同淹沒湖底的，還有一座建于隋代的清水石橋，它比現存最古老的趙州橋還要早。“目前我們正努力尋找石橋的跡象。”
用生命和時間與文物“賽跑”
被水下淤泥封存已久的文物，寫滿文明遺落的記憶。而水下考古人員的職責，就是打撈這些沉沒的歷史，把它們帶回到世人面前。
“相比田野考古，中國水下考古事業起步較晚，操作難度也更大。”王澤冰說，由于對水下考古人員條件要求嚴苛，目前全國能夠上一線的不足80人，我省只有11人。
在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業務研究人員詹森揚看來，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水下拾遺人”，必須擁有運動員的身體和科學家的頭腦。“為了獲得文物的準確信息和原址保護，我們要在一片混沌中完成文物測量、清理和打撈。”詹森揚說，如果說陸地考古是以天來計算時間，那么水下考古就是以分鐘來計算時間。我們身背的氣瓶在水下只能提供約40分鐘的氧氣，而一個人一天在海底最多只能工作兩瓶氣的時間，否則就可能患上減壓病，“水下考古是一場用生命和時間與文物的‘賽跑’”。
在洋流、天氣等不可控因素影響下，水下考古不是每一次探索都一定有收獲。與文物的一次錯過，就意味著下一次的重新開始。“從事水下考古的人一定是對這個事業懷有極大熱情的，也必須有足夠的耐心。”王澤冰說。
隨著海洋的開發利用以及水下考古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將目光投到海洋基本建設和水下文物保護上來。
“海洋基本建設工程實施過程中，凸顯了人們水下文物保護意識的不足。如圍海造田、海港碼頭擴建、錨地航道清淤等大型工程，從項目規劃、審批到施工，往往不注重文物保護工作，經常出現近海遺址或水下遺存被掩埋破壞的情況。”王澤冰說，而且，這方面的保護工作也更為復雜，工程中所發現的水下遺存，如果是沉船類的，國際一般通行方式是以原址保護為主；如果發現建筑、聚落址、墓葬、古碼頭及附屬遺跡等，保護難度更大。
王澤冰建議，參照陸地文物保護工作的成功經驗，盡快公布已經發現的水下文物保護范圍和水下文物保護區，并將水下文物保護工作納入涉水工程項目，實現水下文物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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