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人來說，一年之中所有節日里，春節是最重要的，那些傳統的儀式和規矩充滿了敬畏與守望的意味。從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處于不同時空中的作家對于春節有著怎樣的體驗和觀察。在馮驥才、林少華、徐魯等文學名家的妙筆之下，過年的場景更具有了獨特的意蘊······
馮驥才｜春節八事
總有人問我個人怎么過年。我想不如寫篇文字，誰問給誰看，省得說來說去重復自己。待提起筆來，忽想到清人李光庭在《鄉言解頤》中寫過的“新年十事”。“新年十事”寫的是當時的風俗，我寫的“春節八事”是個人過年的習慣。
郊區集市走一走
我每年所去的集市不一定相同，反正大多在城西靜海、獨流、楊柳青一帶，為的是感染一下年的氛圍和勁頭。要說年味濃，還得到鄉間。看著姑娘媳婦們挑選窗花，迎頭差點撞上一個扛著豬頭的興沖沖的大漢，年的氣息便撲面而來。
天后宮前轉一轉
年的中心就是生活做夢的地方。故而每到臘月，我都會跑到宮前的大街上走走轉轉，挑選幾張可意的剪紙，再買些這里的傳統過年的用品如香燭絨花之類，把年的味道帶回家中。
裝點房間
年的氛圍離不開裝點。拿吊錢福字門花燈籠之類把房間里里外外一布置，年的架勢就拉開了。
備年貨
年的心理是年貨要備得愈齊全愈好，以寓來年的豐足。母親住在弟弟家，所以多年來一直要為母親備足八樣年貨一一送上。大致是玉豐泰的紅絨頭花，正興德的茉莉花茶，還有津地吊錢，漳州水仙，寧波年糕，香燭供物，干鮮果品，生熟葷腥。母親今年九十高壽，應讓她盡享與壽同在美好的生活與年意。
祭祖
除夕之夜，祭祖是必不可少的。上世紀末去寧波老家省親時，一位叫馮一敏的同族姐姐贈我四幅祖宗像。畫像是明代的，氣象高古，人物極有性格，應是杰作，因使我能夠跨越近六百年，得見先祖容顏。自此，年年都要懸掛這幾幅祖先像，像前擺放供案，燃燭焚香，以示感恩之情。昔時，家中有一牌位，刻著“天地君親師”五個字。時至今日，除去“君”已不必再拜，“天”“地”“親”和“師”還是要拜的，我們的生命受惠于它們啊。所以年年除夕，祭拜天地師祖，必不可少。
寫寫畫畫
從初一開始，至少有三四天是屬于自己的。平時上門找我的，多為公事。此間放假沒有公事，我個人的事——寫寫畫畫便像老朋友一般來到眼前。一時筆墨仿佛都會說話。
文人雅集
每年初五，由老城區的政府做東，由我出面，邀約專攻津門地方歷史文化的學者雅集一堂，這已成了津門文化界的一個“年俗”。
接地氣
逢到初六，我會到圖書大廈或別的什么地方為讀者簽名。作家與讀者既是被書本連接又是被書本隔開的知己，沒有知己的作家無法成活。所以我每年初六都要為讀者公開簽名一次。
前兩天有記者問年該怎么過？我笑著反問，過年還用人教嗎？我的答案是，從來年是有情日，誰想過年誰想轍。
林少華｜春節：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一個人可能忘記銀行有多少存款，忘記信用卡密碼，甚至忘記同戀人幽會的時間，但有一個數字絕不可能忘記，那就是過了多少個春節即過了多少個年。由幼年而童年而少年而青年而中年而老年，人生途中的每一站每一段都是由這一數字的不斷疊加來確認和區分的。其最后之和便是“享年”多少或“終年”幾何——數字就此定格，再無變化。
也許你說你的年齡是以公歷計算的，元旦為切分點。但我的年齡是以農歷計算的，春節即大年初一為切分點。也不單單我，五十年代在鄉下出生的人大多如此，過年長一歲。即使現在，過年仍有這個意味。最明顯的例子是“壓歲錢”——
“壓歲錢”都是春節給，沒聽說元旦給的。新年非年，元旦非年（古籍中的“元日”為正月初一），過春節才叫過年。所以小孩子們盼望過年。
我小時候更盼過年。盼長一歲，盼好吃的，盼熱鬧。那時候鄉下過年也真夠熱鬧的。熱鬧從臘月二十三過小年就開始了。送灶王爺上天，把灶臺上面煙熏火燎的舊灶王爺小心揭下，一邊口念“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一邊在灶口點燃。確認舊灶王爺化為一縷青煙從房門飄上西天之后，再把新灶王爺焚香貼上去。接著就是殺年豬，蒸豆包、年糕和饅頭花卷糖三角，豎燈籠竿。除夕夜把燈籠用繩子升上，供家譜，供財神爺，貼門神，吃年夜飯，放鞭炮。初一早上還放鞭炮，貼春聯（貼得最多的是“抬頭見喜”“大吉大利”），上香，拜年……
如今回憶起來，感觸最深的，一是吃凍梨；二是磕頭。
凍梨好像是秋子梨凍的，大的大不過橘子，小的也就如乒乓球，黑黑的圓圓的硬硬的。那時一般人家是買不起香蕉蘋果的，凍梨是春節唯一的水果。一定是在除夕夜半夜吃過餃子后吃。吃之前要放在盆里用冷水泡好大一會兒，把凍梨里面的冰泡出來。泡出來的冰全都均勻地包在梨的表面，光溜溜亮晶晶的。用小鐵錘咯嘣一聲敲掉或用手咔嚓一聲剝去冰殼，里面的梨蛋兒就乖順地蹦了出來。這么著，一家老小圍著一盆凍梨坐在熱炕頭，耳聽外面稀疏的爆竹聲，在昏黃的燭光中或在不很亮的電燈泡下吃著凍梨。別看梨的外表又黑又丑，里面卻白生生的，真個黑白分明。一咬，酸酸甜甜的梨汁忽一下子涌滿口腔，繼而刷一下子擠過喉嚨涼瓦瓦兵分兩路，一路向上直躥腦門，一路向下順腸胃沖往腳跟，頓時全身每一個細胞都淹沒在漫無邊際的酸酸甜甜的梨汁里。那一刻真是舒坦極了幸福極了，覺得人世間的幸福無非一顆凍梨。
再說磕頭。記得有一年春節是在爺爺奶奶家過的。林姓是那個大屯子里的大家族，我的輩分又最小，見了誰都要磕頭。光是太爺輩就有五位，爺爺輩有十二位，叔叔輩簡直就數不清了。磕頭有順序。先給家譜上的老祖宗磕。然后，由爺爺領著按家磕。受禮的長輩夫婦在炕正中正襟危坐，地正中置一蒲團。進門后我面對長輩跪在蒲團上，口說給大太爺磕頭了，磕一個，又說給大太奶磕頭了，再磕一個。接著二太爺二太奶三太爺三太奶……再往下是爺爺輩：二爺（我爺爺是老大）、二奶、三爺、三奶……一路磕將下去。若非叔叔輩因人太多而免了，磕到日落也磕不完。即使不磕得頭破血流，也磕得頭暈眼花。實際上我也暈了。磕頭是有賞錢的。因為暈了，也不記得賞錢給了沒有、給了拿了沒有。
有時細想，覺得凍梨和磕頭的失去在現代中國是頗有象征意味的。磕頭意味對先人、長輩以至傳統的敬畏，凍梨意味一種簡單的幸福。人沒了敬畏之心，也就少了發乎內心的虔誠和道德自律；而代之以簡單的幸福的，無疑是繁雜的幸福。
徐魯｜春節的記憶
又要過春節了。突然想起魯迅先生小說里的話來：“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
我們所生活的這座城市，這時候不必到別處去看，只要到一些老街上去走一走，看一看那種熱熱鬧鬧打年貨、備年貨的氣象，就能立馬感受到濃濃的節日氣氛。
與現在這種打年貨、備年貨的氣象相比，我倒是更懷念過去的那種簡單和熱鬧。在我的記憶里，只要一進臘月的門，村里人就有點忙碌著要過年了。
首先是臘鼓敲響了。平日里難得聽見牛皮鼓聲，一入臘月，十里八村的鼓手們便忙活開了。五人一伙，八人一組，鼓、鑼、鈸、镲、鐃……所有的鑼鼓家什兒無論新舊，全都派上了用場。鑼鼓一響，一群群看熱鬧的小孩子就瘋了一般地跟著鑼鼓隊看熱鬧去了。大人們就開始忙活著準備，宰殺“過年豬”，等著“祭灶”了。
中國人沒有誰不看重春節的。即使遠在千里之外的兒女們，一到了春節，無論如何也要趕回老家，和親人們團聚幾天。家終歸是家，哪怕它是貧寒的，哪怕它沒有豪華的門楣和漂亮的客廳，沒有流油的烤鵝和噴香的蘋果，但它畢竟會有一團溫暖的灶火，會有一張滿載著一家人真情的飯桌。
春節，是一個萬家團聚的節日，也是一個浸潤著親情、鄉思和感恩之情的節日。每個人都愛自己的家。一位詩人說：家不是別的，家是一個當你想回去而別人無法拒你于門外的地方。
記得我十七歲那年在長江岸邊的一座小城里念大學。清苦貧寒的學生生活，以及遠離故鄉數千里的風雪路程，打消了我與親人們團聚、歡度新春佳節的念頭。同學們一個個整裝回家了，我卻獨自留了下來。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獨自一人在外面過春節。而那年的冬天，又是江南最寒冷的一個冬天。“爆竹一聲鄉夢破，殘燈永夜客愁新。”當除夕的鞭炮此起彼伏地響起的時候，我緊緊地裹住身上的舊大衣，坐在凄冷的宿舍里，望著漫天飄舞的雪花，默默地流著想家的淚……
我還記得自己小的時候，有許多個春節，我跟著家人到數十里外的外婆的村子走親戚。每次去，外婆總怕天黑的時候。因為天一黑，我就開始想家，就會哇哇地大哭大鬧著想回家，誰也阻止不了。而這時，無論多大的風雪、多黑的夜路，我的舅舅或表哥總會嘆息著連夜送我回家，送我回到那棟低矮的茅屋，回到茅屋里老祖母的身邊。好像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是我的家，都不能像在老祖母身邊一樣，使我感到溫暖和安全。
我愛自己的家。雖然我此后常常離它而去，奔走在廣闊的人間，但我的心卻永遠沒有離開過它。多少年之后我讀到過一本書，那上面有一句話，為我深重的戀家情結做了一個最好的注解：祖國也是一個家，一個放大了的家！一個愛家的人，才可能是一個愛祖國的人。
在我關于春節的記憶里，歡樂是和苦澀交織在一起的。
貼春聯，是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傳統之一。“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我忘不了年年春節時家家戶戶貼春聯的喜慶景象。再窮再苦的人家，也會買幾張大紅紙回來，請人寫幾副大吉大利的新春聯貼在門楣上。
然而，在我們膠東鄉村，也有這樣的風俗：凡是誰家遭喪事未滿三年，是不能貼紅對聯的。那幾年，我的爺爺、我的媽媽相繼過世，我只能從別人家貼春聯的景象里，體會一些過春節的歡樂，又從一年年的羨慕里，感受到和懂得了貧寒之家的冷暖與寂寞。當我們家終于也可以過年貼春聯的時候，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卻已經離我遠去了……
還有村小學里那位為全村家家戶戶寫了大半輩子春聯的老校長，如果現在他還活著，也該有八十多歲了。那么，愿這江南早來的春風，能將我的懷念和祝福帶到他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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