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禁地”青春

1959年1月，父親接到市委組織部調令，去從事“機密”工作，具體干什么一無所知。24歲的父親義反顧地告別妻兒老小，去了北京第二機械工業部報到，開始在部機關干部人事處工作，在劉杰副部長的帶領下到全國各地招募科技人員，海歸科學家們也紛紛踏進了鑄造民族核盾牌的核研究所大門。1959年6月，蘇聯撕毀向我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國防新技術協定》，1960年又撤走所有技術專家，使剛剛起步的研制工作雪上加霜。周恩來總理義正嚴辭地說：“我們不理那一套，他不給，我們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八年搞出原子彈”。一腔熱血要報效祖國的父親向部領導請纓，要求到核武器研究業務部門工作。組織批準后父親調入第九研究所，加入鄧稼先科研團隊。1960年初父親給母親的信說：“我每天只睡3個小時的覺，全部精力都用在學習業務上，因為咱們是學紡織的，對目前從事的專業是外行，我只有拼命學習，精通業務，才能為黨的工作獻出全部力量”。

當時鄧稼先擔任二級部第9研究所主任，他帶領所里的年輕人從最基礎的三本書學起，父親擔任所里的團支部書記。1960年4月，我國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正式開始。為了把爆轟力學、中子輸運、核反應等一系列概念搞清楚，即便是一個細小的疑點大家也不放過。有一次為了把一個問題弄到水落石岀，鄧稼先帶領十幾個年青人一天三班倒，用四臺手搖計算機日夜連軸轉，計算稿紙一麻袋一麻袋堆滿房間。計算中，科學家與年輕人平等地交換意見，反復討論計算結果，查找各種疑點和漏洞，當時請命回國的青年科學家周光召一報到就投入了這場討論。這樣的計算討論前后進行了9次，歷時半年，終于摸清了原子彈內爆炸過程的物理規律，為理論設計奠定了基礎，這就是原子彈研制初期，廣為稱道的“九次運算”。

在進行理論設計的同時，爆轟實驗也在長城腳下的17號工地開始進行，這里原本是工程兵靶場。當時研究所派出由著名金屬物理學家陳能寬帶隊的30多人小組到17號工地搞爆轟試驗，父親又主動要求加入了這個行列。17號工地在塞外，冬天風雪很大，父親說，剛開始住帳篷里的大通鋪，冬天只有一個火爐，有一次零下十幾攝氏度，一場風沙襲來，帳篷蓋被掀了，被子上一層厚厚的沙子，就這樣堅持過了一夜。1960年至1963年正值國家困難時期，也是我國原子彈研究試驗的關鍵時期，由于生活條件艱苦，父親只有一床被子，每次從北京花園路9所到懷來縣的17號工地，都要背著鋪蓋去西直門火車站坐火車，下車后有工地大卡車接，如錯過了就得步行20多公里去工地。伙食也很簡單，有饅頭吃就覺地很好了，有一次一個家住北京的同事帶回6個雞蛋，在火上烤了給大家分享，父親到現在還記得。由于條件艱苦許多人凍壞了手腳、全身浮腫、肺部出現病癥等等，但都依然堅守崗位，全身心投入試驗。為給爆轟實驗提供炸藥部件，當時工地只有一臺普通鍋爐，又向部隊借來幾只熔藥桶，動手澆鑄炸藥件，用馬糞紙做炸藥藥模，焊接一把雙層結構的鋁壸，外層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藥，用手工攪拌，隨來隨澆。蒸汽熔化的炸藥，氣味難聞，毒性很大，霧騰騰的粉塵和蒸氣充滿整個帳篷。但越是這個時候越需要盡快攪拌，才能使炸藥部件密度均勻。父親他們當年就是這樣冒著生命危險為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炸藥部件。父親說他當時出現的癥狀是頭疼頭暈、渾身無力、牙齒鼻子經常流血、肺部結核。在17號工地父親還負責聯系運送雷管，至今還保留著1960年11月21日第9研究所派他去804廠聯系空運雷管的介紹信。父親的一位同事叫李德璜，在一次實驗中右手被炸掉3個指頭，只剩下拇指和食指，1961年國慶母親帶我到北京探親時見過他，他也就20多歲，是父親的乒乓球球友，他很樂觀，經常用兩個手指握拍和父親對打，當時我3歲多，他每次見到我就逗我玩，還抱著我轉圈，但他和別人不一樣的右手永遠地刻進了我的心里。

父親和同事們心里只有一個想法“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座落在長城腳下大風口天漠上神秘的17號工地，是我國原子彈研制實驗的搖籃，在艱苦的環境中，短短三年進行了數千次爆轟實驗，為“爭氣彈”的研制成功奠定基礎，造就了能打硬仗的優質科研隊伍。這里鍛造出了愛國奉獻、艱苦奮斗、協同攻關、求實創新、永攀高峰的“兩彈一星”精神。1962年在遷往青海高原新的核試驗基地的前一天，父親看到時年55歲的著名核武專家王淦昌拔掉頭上幾根白發塞進附近古長城的夾縫里作紀念，在場的所有人員都淚灑工地，這里記載著他們無悔的青春。

1963年中央決定，集中在北京攻克原子彈的科研人員，陸續遷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金銀灘草原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當年父親寫給母親的信中說：“我已下決心要去西北參加‘草原會戰’了，昨天張愛萍將軍在動員會上義氣豪邁，還改引了一句唐詩：‘西出陽關有故人’，全所的人都熱血沸騰了。”父親不顧核輻射帶來身體上的種種不適，又和成百上千名科技人員離開北京，踏上了西去的列車。金銀灘實驗基地當年叫國營綜合機械廠，代號221工廠，這里的自然環境十分惡劣，無霜期短，氣壓低，空氣干躁，平均海拔3300米，年平均氣溫零下4攝氏度。父親回憶，剛到那里很不適應，經常胸悶、氣喘、心跳加速。草原風沙很大，“風吹石子跑”，打在臉上睜不開眼晴。住的宿舍也十分簡陃，12平方米上下鋪住8人。一個臉盆洗臉、洗腳、洗衣多功能，一天只能保證吃一頓菜……如此艱苦的條件沒有動搖他們的堅定信念，苦中作樂成為最難忘的記憶。父親說，在青藏高原上，將軍和群眾一樣住帳篷，特別令人感動的是在安放第一顆原子彈的百米鐵塔上，時任二級部九局局長的李覺陪著工人插雷管，手里拿著起爆臺鑰匙，成為試驗場操作人員精神上的鎮定劑。父親在青海221工廠先后在二分廠和三分廠從事炸藥加工、同步聚焦實驗、火工部件加工、機械加工及核武器組裝等技術工作。1964年10月16日，父親見證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成功，他和同事們欣喜若狂，巨大的蘑菇云在祖國上空綻開的那一刻，全國沸騰了，全世界震驚了，中國人的毅力和智慧征服了全球，中國人任人欺凌的時代結束了。

在成功的背后是無數科技工作者為之付出的超乎尋常的艱辛。父親因長期在一線做核試驗，核輻射浸入肌體，在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帶著喜悅和疲憊回到青島，那時我已經八歲多了，三十多歲的父親又黑又瘦，眼里永遠透著堅毅。內向寡言的父親卻經常滔滔不絕地給我講“原子彈”的故事，打小我就知道“蘑菇云”，知道中國有了不起的科學家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等等，還有像父親一樣為共和國建立豐功偉績而又默默無聞、無怨無悔的無數科技工作者。父親調回青島繼續從事紡織工作，無論在哪個崗位上，他都努力踐行“二彈一星”精神。我清楚地知道，雖然無情的核輻射蠶食了肌體，但他骨子里依然初心不改，曾經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核試驗的經歷，成為他生命的沸點。“做隱姓埋名人，干驚天動地事”是父親“禁地”青春的真實寫照。

文/牛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