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通訊員

小時候喜歡跟舅舅聊天，聽他講黨史、軍史、革命史，講他個人親身經歷的戰爭年代的往事。

我的舅舅朱繼樂是屬大龍的，1928年出生在沂蒙山區一個小山村。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姥姥僅有的奶水不夠吃，又沒有別的食品補充。舅舅長得很瘦小，但是腦瓜靈活，幾乎過目不忘，偏偏家里窮得很，請不起私塾老師。童年的舅舅跑到大戶人家私塾學堂外，聽先生講學。

那些富人家的孩子懶散慣了，沒有心思在學習上，先生的戒尺打斷了幾根，還是完不成學業。倒是在門外旁聽的舅舅背誦完了四書五經，先生很高興，同意先欠著學費，讓他到學堂里面聽講，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第二天先生親自進城給我舅舅買回來一套嶄新的線裝書教材。

先生很開明，據說是第一批剪掉辮子的人，人也長得儒雅，鼻梁上架著黑框眼鏡，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先生很和善，總喜歡捻著山羊胡大聲念誦，有時候呆呆地捻著胡須陷入沉思，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先生喜歡喝酒，每周要進城喝一次酒，然后帶一葫蘆回來。學生們的筆墨紙硯，也是先生親自購買。

舅舅腿腳很靈活，又不怕吃苦，早上天不明先要去給地主家放牛，之后趕到學堂聽課。那一天舅舅在山上放牛，聽到村子里哭聲喊聲連成一片，黑滾滾的狼煙直沖天空。舅舅搞不清什么緣故，就趕著牛匆匆下山，和日偽軍撞個正著。為首的日本鬼子眼睛瞪得跟牛一樣，嘰哩哇啦吆喝著，偽軍們一擁而上把牛搶走了，還打了舅舅幾個耳光，把他推倒在地。舅舅眼睜睜地看著日偽軍大隊人馬揚長而去。

舅舅跑到學堂，學堂的桌子凳子少胳膊斷腿，被砸爛滿地，先生臉上幾道傷痕，還滴著血，眼鏡跨在鼻梁上，一個鏡片已經脫落。先生說：“通知同學們今天休課，明天按時上課。”

舅舅說：“我的牛被鬼子搶走了，財主找我算賬怎么辦，我可能沒有機會上學了。”說到這淚涕并下。先生一揮手，“不要緊，牛的問題我來辦，就記我賬上，明天你還要來。”

第二天先生激情澎湃，聲音又響亮又沉重，從鴉片戰爭一路講下來。教室里異常安靜，那些富人家的孩子也很老實地聽講。課終時候先生說，“國家要安定，民眾要幸福，我們要有自己的軍隊。嗯，同學們，我們已經有自己的軍隊了，我們老百姓自己的軍隊！”

1944年冬季的一個早上，先生進城買東西，到了傍晚也沒回來，舅舅在學堂一直等。晚上氣溫十分冷，遠處的草屋頂上白茫茫一片，是落了一層霜雪，近處的樹梢上落著一些鳥兒，一動不動，就像是凍僵了。舅舅生起一堆火，火光照亮了院子，在村外也能看得見。

半夜時候先生回來了，渾身上下濕透的衣服結冰了，一個哆嗦連著一個哆嗦，牙齒咬得咯噔咯噔響。先生拿出一封信交給我的舅舅，十分鄭重地說：“趕緊把這封信送到大店鎮，沿著喬山河岸一路向南，先經過石井鎮，再到小店，然后繼續向南二十五里，就是大店鎮。我是游泳渡過沂河回來的，腿被冰塊擠傷了。”

仔細交待了接頭暗號，把身上唯一的一塊銀元交給舅舅，舅舅連夜出發，第二天早晨趕到大店鎮，正趕上那邊逢集，初升的太陽光穿透林間霧靄，人們穿得很臃腫，臉上掛著尚未散去的倦意。舅舅先圍著集市轉了三圈，沒找到接頭的人，就先找個攤點吃飯。前面空地上支著一口大鍋，呼呼冒著熱氣，一根細樹枝上面掛著一面幌子，寫著“莒縣羊湯”四個大字，舅舅點了一碗羊湯，一邊吃飯一邊四下里尋覓接頭人。還沒吃飽飯，就看到一個年輕女子挎著一籃子大棗，穿著棗紅色小棉襖，戴著土黃色圍巾，趕集來了。

舅舅慢慢湊上前對暗號，順便把信件塞到她手里，轉身就走。

趕回村子天還沒黑，舅舅去學堂見先生。先生已經換了一身干凈衣衫，看到舅舅進屋，忽地一下站起身來，拍一拍舅舅的肩膀說：“好，好，你是好樣的！”

有一次陪舅舅聊天，我問舅舅那封信寫的是什么內容。舅舅說，他也不知道，但是內容一定很重要。20天后我軍發起了莒縣戰役，激戰半個月，宣告莒縣解放。舅舅因此獲得了“紅色通訊員”稱號，并記二等功一次，同年入伍加入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舅舅在淮海戰役的激烈戰斗中負傷評殘，自愿回鄉務農，于2012年病逝。

文/于洪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