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節前，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眼科醫生葉文文，通過院里的招募，申請成為了援藏醫生。
從福建坐飛機到重慶，再轉機到昌都邦達機場。到了這個“世界海拔第二高”的機場后，再坐車走兩個多小時山路到達昌都市區。葉文文第一次到高原，沒有體驗過“高反”是什么，也許就是這種“輕飄飄像踩著棉花”的感覺吧。
這種“輕飄飄”，日后在西藏察雅縣每一處遙遠的鄉間，化作了一路顛簸的實感。
韓紅基金會“曜日之光計劃-關愛少年兒童眼健康”項目（以下簡稱“曜日之光計劃”）2024年落地在昌都市婦幼保健院，葉文文帶教當地醫生成立視光檢查團隊，深入到類烏齊縣及察雅縣各鄉鎮，為7257名小學生完成視力篩查。韓紅基金會還免費為近700名孩子配上了人生的第一副眼鏡。
而察雅縣的山路實在讓人記憶深刻——車遇到崎嶇路況的時候，都能“飛”起來，再重重砸下。葉文文只能在后座緊緊抱著視光檢查設備，防止儀器被磕碰后罷工。這里的縣醫院連眼科部門都沒有，更別提設備維修了。
為了深入到最遙遠的學校，有的時候葉文文需要早上六點多就出發（相當于內地的早上四點多），挨著凍，行山路，過埡口，給車子燒著的剎車片潑水降溫，到目的地給300多個孩子做視力篩查，再在當天趕回去——因為當地沒有住宿的地方。就這樣，度過了一個又一個與過去“一成不變”的醫生生活截然不同的日日夜夜。
“西藏的山，只有在有陽光的時候才有溫度”，山路漫漫。這是葉文文給偏遠縣區的孩子做視力檢查時要走過的路。這也是那些看不清這個世界的孩子，如果想要靠自己擁有一副眼鏡，需要付出的努力、走過的路。
太陽沒有升起時的藏區，是寒冷的。而藏區的太陽，又是耀眼的。
韓紅基金會發起“曜日之光計劃”，源于2019年“韓紅愛心·雪域光芒耀少年”義診活動。藏區強烈的紫外線對于孩子的視力不太“友好”，項目工作人員發現，孩子們會在戶外的強日光下寫作業，這樣晚上回家就可以去玩了。但代價就是，一些孩子在課上看書時離課桌“越來越近”，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經“近視”了。
經過兩年的籌備，“曜日之光計劃”從西藏的小學校園開始，逐漸輻射至中西部地區。
以鄉鎮衛生院為樞紐，韓紅基金會通過捐建“韓紅愛心·視光中心”以緩解當地基層醫療機構視光設備短缺的情況，滿足其開展常見眼病、視光檢查的使用需求；另一方面，韓紅基金會為基層醫護人員提供視光培訓，支持當地衛生院組建視光檢查團隊，為轄區內的鄉村小學生開展視光檢查、宣教等服務，幫助鄉村小學生的視力問題被盡早關注和識別。
韓紅基金會捐建的視光中心
“曜日之光”，就是燦爛的太陽。緣起于日光的項目，是如孩子般的新生希望，也是可見人間光明的溫暖祝愿。
截至2024年底，項目已覆蓋西藏、陜西、甘肅、四川等4省（自治區），累計援建“韓紅愛心·視光中心”33所，援助視光設備34套，為82名基層醫護人員提供專業視光培訓。同時，在項目的支持下，視光中心的醫護人員已為227所學校78249名小學生提供了視光檢查服務。
看見“看不清”的孩子
到達昌都后，葉文文發現了一件特別的事：每到蟲草收獲的季節，學校會“被迫”給孩子放“蟲草假”。這時大人會找各種理由給孩子請假，讓他們上山挖蟲草——因為小孩體力好，眼神好。而對于經濟收入有限的家庭來說，蟲草可能是一整年的經濟來源了，至關重要。
鄉村的孩子，眼神好。鄉里、鄉外的人，大多這樣想。
葉文文也是在援藏后，才瞥見一隅這里“眼神不好”的孩子可能會面對的命運。一天，一個初一的學生來到他所在的醫院，要求他給自己開個證明——因為看不清黑板，可以辦理休學的“證明”。
“這是我不能理解的，所以沒有同意”，葉文文在過去也涉足過“低視力康復訓練”相關工作，“我們接觸特殊學校的孩子比較多，見到的家長都是想盡一切辦法能讓孩子利用殘余的視力來學習生活，如果有機會也更想讓孩子在普通學校接受教育。”
這個由非直系親屬帶來醫院的小孩，僅僅因為“看不清黑板”，輕易地想放棄學業。而對于當地牧區的人來說，家里能增加一個年輕勞動力，似乎也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
國家疾控局監測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兒童青少年的總體近視率為51.9%。城市學生的視力問題易被廣泛關注，但事實上，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是生活在鄉村的。農村小學生近視率約25%，初中階段攀升至50%，其中70%的近視兒童未獲得有效矯正。這一群體面臨著“篩查覆蓋率低、矯正率低、防控認知度低、高度近視風險高”的“三低一高”的困境。
這種困境，可能是影響命運走向的。
研究表明，患有近視未及時矯正會對學習效率和成績產生負面影響，會使輟學的風險增加10%、留級的風險增加18%。平均來說，視力水平每下降一行，近視學生心理健康疾病患病率將隨之增加。更不必說高度近視會引發的近視性黃斑性病變、白內障、青光眼和視網膜脫落等，可能導致永久性失明。
而所有這一切，在這些患有近視的鄉村兒童的世界里，也許只化為簡單的一句——“我看不清黑板”。
陜西省石泉縣熨斗鎮中心衛生院的張榮新在2023年接受“曜日之光計劃”的視光培訓后，開始在當地的中心小學開展視力初篩工作，并將初篩結果反饋給學校。
對于張榮新來說，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驗出600度高度近視的9歲小男孩。小男孩主動向張榮新提出想要一副眼鏡，因為即使坐在第一排，他也快要看不清板書了。
但滿足小男孩的愿望并不容易。
縱使當時的“曜日之光計劃”可以為視力有問題的孩子免費配第一副眼鏡，仍有一些孩子的家長不愿意接受。對于張榮新來說，最艱難的工作并不是每天要為多少個孩子進行視力初篩，也并非不再有培訓時那樣的專業老師現場指導，而是要給孩子的家長親自打電話解釋項目的目的，以及“戴眼鏡不會讓眼睛越來越近視”的科學道理。
“有一段時間，我的手機因為打了太多電話甚至被封號了”，張榮新苦笑，那一年，他的視光檢查團隊共為648名學生篩查視力，其中400多名學生需要進一步散瞳復光，占總比例的55%。他需要挨個給孩子的家長打電話，希望家長能帶著孩子到衛生院復驗。
過程總是很反復的。但結果還算不錯，比如，小男孩最終成功配上了人生的第一副眼鏡。為此，他還特意給張榮新寫了一封小小的“感謝信”。
而很多原本在觀望的家長，也在看到戴上眼鏡的孩子生活和學習發生改變以后，開始主動向張榮新打聽起了“還能不能參加這樣的項目”。
但免費獲得第一副眼鏡，有點困難了。
看見“留守”的鄉村
早期的“曜日之光計劃”，會為檢驗出視力有問題的孩子，免費匹配一副眼鏡。但縱是如此，項目推進的過程依然不易。
第一步工作，是說服家長。
大部分的鄉村兒童，也是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由爺爺奶奶看護。在當前這個科技時代，祖輩的縱容與父母的缺位，讓早早就大量接觸電子產品的孩子面臨嚴峻的視力健康挑戰。
“很多小孩每天看電子產品的時間都要四五個小時以上”，張榮新在給孩子做體檢的時候，也會問問陪同來的爺爺奶奶是否會控制孩子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早上起床以后，除了吃飯，都在看”。
這是爺爺奶奶在身邊的情況。早上，祖輩把孩子送到學校后回家種地，晚上再把孩子接回去，每天都重復著——吃飯，寫作業，看電視，看手機。
而一些家離學校七八公里以上的孩子，會被集中送到學校寄宿。很多時候，孩子也不知道自己是近視，只是在寫作業的時候逐漸成了“歪脖子”小孩。老師幫忙調整座位，越調越靠前，直到像張榮新遇到的小男孩那樣，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
孩子的爺爺奶奶對于“近視”是沒有概念的：小孩子怎么會眼神不好呢？
也并非祖輩對孩子不好，畢竟，他們對自己也沒有“很好”。張榮新在接受“曜日之光計劃”的培訓以后，才兼任了視光檢查的任務，他的本職工作是一名口腔科的醫生。無論是“近視”還是“齲齒”，對于曾從缺醫少藥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來說，都是過于“細節”的小毛病了，無需在意。
在獲得“曜日之光計劃”項目的設備捐贈之前，石泉縣熨斗鎮中心衛生院并沒有開設眼科專科。當地的眼鏡店，也沒有視光設備。實際上，從口腔專業畢業分配到衛生院的張榮新，早期也因為沒有病患只能做藥房、檢驗等其他工作，直到工作五年后，衛生院才正式開設了口腔科。
而對已經去城市務工的家長，要進行“眼鏡并非戴上就摘不下來，反而可以有效抑制近視加深”這樣的科普，溝通成本又太高。
四川省汶川縣映秀鎮中心衛生院院辦主任李庭松至今也百思不得其解，在當地推行“曜日之光計劃”項目的時候，即使反復充分推介了項目的公益性、權威性以及“免費配鏡”的福利，仍有近十名家長對“近視戴鏡”這件事心存疑慮，不同意孩子接受視光驗光篩查。
家長們并不知道，這一副免費但專屬的眼鏡，為了到達孩子手里，需“穿越”大半個中國。這也是“曜日之光計劃”項目的另一難點——大多接受“視光中心”捐建的地區，本地甚至沒有眼鏡店。
當地衛生院的視光檢查團隊收集孩子的配鏡數據，需要韓紅基金會聯系供貨商處下單，再由供貨商聯系到廠商訂制發貨；如果是藏區，還要額外經四川中轉。也正因流程過于復雜，“免費配鏡”的項目環節已經歷多輪優化。
孩子們也并不知道，這副眼鏡已經走過了他們尚未曾見過的山河。而獲得這副眼鏡，對于邊遠地區近視的孩子來說，或許也打開了人生的一種新的可能性。
眼科醫生葉文文見過太多視力有問題的小朋友。在西藏帶隊進行視力篩查的時候，他發現所在地臨近城市的孩子出現視力問題的成因與城市兒童并無太大不同，多數都與用眼姿勢、使用電子產品時長有關。離城市越遠的孩子，眼睛越好。但出了問題，也更無解。
“如果沒有‘曜日之光計劃’的話，很多偏遠縣區的孩子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去做眼科檢查，也就無法看清這個世界。”葉文文如今已經返回原本的工作地，卻仍心心念念著返回西藏，“在我所工作的醫院，專業的醫生是必備的，這里的病人也許不缺我這樣一位醫生。但在像類烏齊縣和察雅縣的鄉鎮衛生院這樣連眼科都沒有的地方，每一位醫生都如此緊要。”
因為親眼見證的“改變”，是一種震撼。
當葉文文帶著韓紅基金會捐贈的新眼鏡到去年9月篩查過的特殊學校盲班時，發現一個雙眼視力0.3的孩子“整個變了樣”。他組織了遠程會診后，家長聽從了專家建議，帶孩子到醫院去做了手術，目前視力已經恢復到0.8至1.0。
這對于醫生來說，也同樣具有重大的職業意義。
看見“鄉村醫生”的鄉望
參加“曜日之光計劃”項目培訓的基層醫生中，沒有一位是專業的眼科醫生。醫生們愿意來，主要原因在于填補“空白”。他們所在的地方，不僅沒有進行視力篩查的基礎設備，很多地方連眼鏡店也沒有，配眼鏡需要去臨近的縣城。
“去縣城”，是醫生們都會提到的話題。多數駐守在鄉村的醫生之所以“成為醫生”，都因曾親身經歷過去縣城“求醫抓藥”的不易。
“以前去看個病、拿個藥要走十幾里路到鄰近的鎮上去。”鄉村醫生羅濟魁，就是自小經歷過這般不易，才決定學醫。1995年，學成回鄉的他在村委會承租了一間土坯房，點著煤油燈開始了駐守家鄉的從醫生涯。1998年，村子通了電，修了路，砂石泥灰可以運進來，羅濟魁那兩間三層高的“村衛生室”才得以蓋起來。
而隨著國家“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時代政策，羅濟魁已經正式入駐政府出資修建的標準村衛生室，成為陜西省石泉縣喜河鎮中心衛生院下屬團結村衛生室的村醫。原本連路都沒有的茫茫大山，現在“路都修到家門口”，家鄉成了著名的景區。
團結村，他一守就三十年。年輕時給村里的長輩和自己的同輩看病，然后看著越來越多的青年人走出去，再給他們留下的孩子看病；也經歷著從曾經年二十九一直接生到大年初二，到現在“村里一年也就一兩個新生的孩子”。
家鄉變了。羅濟魁的“職場”也變了。在連公路都沒有的時候，為了救人，他有魄力給被馬蜂蜇到的急診病人輸液解毒，最終看著這個被背著來的病人下地走回去；現在，他也能配合完成“縣-鄉-村”半小時急救圈的轉診制度，把留守在村子里心梗發作的老人轉向上級醫院。
派出羅濟魁這樣一位全科醫生接受“曜日之光計劃”項目的培訓，在衛生院當時對眼視光領域完全空白，甚至人員配置大都是村醫的情況下，是很艱難的決定。
而在完成培訓獲得“視光中心”捐贈之后，該院不僅多了一位接受過專業培訓的驗光師，能為轄區內三所小學的375人進行視力初篩；同時，這套視光設備也能去其他鄉鎮衛生院，順便給當地的老人檢查一下老花眼。
作為離鄉親最近的醫療機構，基層的醫院從來不只是“醫院”，基層的醫生也從來不只是“醫生”。能多做一點，是一點。
四川省平昌縣得勝鎮中心衛生院院長樊雄臣，在這里也工作了28年。這些年醫院發展之快，用他的話講，這家醫院“除了院里的老桂花樹外，已經找不到當年的一磚一瓦”。
去年院內購置的CT，還在今年成功挽救了一位腦干出血的老人。樊雄臣提起這件事還是覺得驚險：在入戶開展基礎公共衛生服務時，醫生聽老人的子女提起“老人不說話”的異常情況，起了警覺；通過CT檢查，發現老人有腦干出血的癥狀，立馬轉送至當地的三甲醫院手術，如今術后恢復良好。
“病是看不完的，但是現在通過基礎公共衛生服務，可以起到更好的預防作用。”樊雄臣知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出了平昌縣這個革命老區，但正因為他們的“出走”，也將更廣闊的世界帶了回來，讓當地留守的人們，越來越重視自己的健康與生命質量。
這里不再是曾經那個“缺醫少藥”、產婦會因為缺少救護車而危在旦夕、普通人因不重視口腔疾病導致不到四十歲牙齒都掉光的地方了。
而“曜日之光計劃”項目的落地，不僅讓樊雄臣第一次學會“在裂隙燈下面看到眼睛”，也同時欣慰于孩子們的未來也將在此般光明里。
依托項目捐贈的視光設備，樊雄臣在衛生院打造了眼保健科室，開展視力早期篩查與眼健康科普，不僅門診量增加了20%，還同時惠及了當地留守的慢病患者、老人、婦女、兒童等特殊群體。為了孩子們，為了鄉親們。
醫生是一個神圣的職業。更何況，是做這些從小見證自己長大、陪伴自己人生、照顧他們成長的鄉親們的醫生。樊雄臣每天晚上都要把這一天“哪家的爺爺奶奶沒有被照顧好”，“哪家的小孩沒被關心到位”盤算一遍，換來的，是走在路上隨處可聞的招呼以及女兒買個什么東西又“沒被收錢”。
這里是家鄉，樊雄臣愿意駐守，也接受院里來來往往的年輕醫生，因為生活與未來而轉走。因為這里不再像從前那般破舊，也因為這里總有人因“情分”而留下。因為這里的百姓，是他們出門都隨時可以見到的朋友。這里是爺爺奶奶們可以把門診室當自家帶娃咨詢室的“家”一樣的地方。
就像同在四川的汶川縣映秀鎮中心衛生院這些年輕的醫生們，他們留在映秀，多因經歷過共同的傷痛。也正因為經歷過這些，無論是在一線堅守，還是每逢雨季的隱患點排查以及災后保障，醫生們“從沒有一刻后悔過成為醫生”。
城市是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鄉土，卻是構成中國的另一部分，更為遼闊，也有些寥落。時代滾滾向前，仍有很多醫生，在守望著這些難以被看見的、被時代撞到的人們，這是他們的“鄉望”。
已經回到城市的葉文文，還是很難忘記西藏。因為他實在很難忘記，在那偏遠的地方，每當救護車路過，站在救護車外向他敬禮的孩子們。
青島財經日報/首頁新聞記者 曹鵬 通訊員 馬路 徐佳
責任編輯：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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