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我在北大學考古

□記者 張雅喬

湖南留守女孩鐘芳榮是最近網友們熱議的對象。高考總分676分的她，報考了北京大學考古學系。

劉耀輝也在網絡上關注到了這一新聞，200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的他，現在是青島科技大學傳媒學院特聘教授、著名兒童文學作家。

“社會對考古學的誤解，從這個事件上就充分暴露出來了。許多人覺得學考古的是在和尸骨打交道，但我們卻更喜歡稱之為‘嗅一嗅泥土的芬芳’。”劉耀輝說。

1995年，劉耀輝考入北大考古學系，對于考古學系的四年本科生涯以及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他至今心中充滿感恩。畢業后，劉耀輝先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青島出版社從事出版工作，41歲時，他選擇回到高校，為自己接下來的人生找到了一方安靜的書桌。

這一切的選擇，在他看來，是北大7年學生生涯的深切召喚。

以下為劉耀輝的自述：

圓滿中的小遺憾

我是山東臨沂費縣人，1995年作為我們縣的文科高考狀元考入北京大學考古學系。

▲1998年5月，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期間，劉耀輝（后排左一）和徐天進老師及五位同學合影

我在初中時學習成績很糟糕。當時很多初中階段的孩子碰不到一個好老師，我也是這樣的，鄉鎮上的初中條件有限，吸引不到好的人才，各方面的管理也非常落后，加上我那時候又比較調皮，所以考了兩次高中才勉強入學。

去交學雜費的時候，教導主任對著帶我交錢的親戚說了一句：“這樣的成績讓他來干什么？趕緊回去打工吧。”他當時說話的樣子我到現在都記得，但是我從來沒有恨過他，因為這對年少輕狂的我來說實在是一種激勵。

剛進高中的時候我的成績是全校倒數第一。在幾位好老師的引領下，我開始發奮努力，三年里從全校倒數第一逆襲成為全縣第一，可以說完全是靠苦學、苦拼出來的。高考出分的前一晚，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我的高考成績，第二天到現場發現總分跟我夢見的分數一模一樣，說不清楚為什么，可能是個巧合。

我報考的三個志愿分別是北大的中文系、法律系和行政管理系，沒有考古學系，不過我填寫了服從調劑，結果就被調劑到了考古學系。我在青少年時期最大的理想就是考上北大，所以考上北大考古學系對我來說也算是圓滿了，人生就是這樣，圓滿當中總會有些小遺憾。

而且很多時候，小遺憾是值得的——進入北大讀書，首先徹底改變了我家的經濟狀況。

上大學之前，我們家是縣里最窮的人家之一。在沂蒙山腳下的那個小山村，父母只能從土里刨食。家里的房子成了危房，父母就用油氈紙搭了防震棚，我們一家人就住在防震棚里。我在讀中學的幾年里特別不理解父母為什么這么怕死：別人家都不防震，只有我們家防震。后來才明白這是他們的一種羞于啟齒的對生活的抗爭——寧愿被別人說成怕死，也不能讓孩子住在隨時會倒的房子里。每年夏天雨季是最難過的，家里沒有一處是干的，如果夜里下雨，那防震棚里用來接雨水的鍋碗瓢盆就會擺得到處都是，全家人都只能坐起來，蜷縮著身體等到雨停。

進了北大，學校的學生工作做得特別細致，老師們富有悲憫心，看到學生經濟條件這么差，一定會想辦法提供幫助。入學不久，校方就決定給我發放特困生助學金，每年2000元，連續發4年，要知道這算得上一筆巨款了，當時我一年的學費和住宿費也不過是1100元，而且學校也全給免去了。當時國家還給大學生按月發補貼，加上我也經常會在課余去打工，做家教、賣飯盒……有了這些錢，我家里的經濟條件立馬跟著改善了，兩個妹妹也都不用輟學了，她們后來也都考上了大學。

學問的門徑

我們這一級，考古學系共招收了20個同學，真正報考考古學系的就一個，而且還不是第一志愿，剩下的19個都是被調劑過來的。

當我們一進入北大，還沉浸在被調劑過來的小情小緒里的時候，系主任和系里的老師在中秋節來看望我們。他們對我們講，大家想學考古的話，就好好學，將來一定能成為這個行當里的佼佼者；如果就是不想學考古，那畢業以后可以轉行去做別的，只要大家有了考古學的底子，將來干什么都可以。老師們向我們舉了很多師兄師姐的例子，說他們從北大考古學系畢業之后在別的行當里也都非常出色。北大的老師們都非常開放，這一番話讓我們明白了學考古路子很寬，將來不一定就非要做考古。

▲1997年12月，劉耀輝在劉緒教授指導下清理北京房山琉璃河唐墓

我在青少年時期是有文學夢想的，喜歡寫點東西。沒想到命運之手把我推到了考古學系，而北大鼓勵學術報國的氛圍也深深感染著我，所以我很快就進入了考古的世界，把自己的文學夢想暫時按捺住了。那個時候覺得特別充實，每天上課、吃飯之余，都泡在圖書館，翻看《考古》《文物》《考古學報》之類的期刊，一篇篇學習，一篇篇做筆記。在北大學考古的7年里，我寫出了幾篇頗為得意的論文，算是初步弄明白了考古學是怎么回事，同時也深深地愛上了它。當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站在聚光燈下接受國家最高獎勵的時候，當有些考古學家在電視上侃侃而談的時候，或者當際遇對某個考古工作者有所垂青、讓他取得了某個重大的考古發現的時候，考古學華麗的一面就展現出來了。但它也有辛苦的一面。比如1997年我們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遺址做發掘工作，野外工作不但風吹日曬雨淋，有時候還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不適。當時我負責的探方連續發掘了7具明清時代的尸骨，還沒有完全腐爛，味道非常難聞，每一具尸骨都需要極其仔細地清理出來，繪圖、照相、留存資料，這是個非常磨練耐心的工作。當然也有值得吹一輩子的亮點：全北京第一件考古出土的唐三彩，就是我那年親手發掘出來的，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花口瓶，當時我還抱著它跟它合了一張影，心里別提有多美了。

▲1997年12月，劉耀輝抱著他親手發掘出土的北京市第一件唐三彩在現場留影

考古學是文科當中最講求實干的，有“學術界的仆人”之稱。它要求你一點一點用雙手、用眼睛去和文物對話，去把它們發掘出來，讓它們重見天日，并去闡述它們背后的歷史文化意義，這是玩不得半點虛假的。考古學也是文科當中最講邏輯的一門學科。

我覺得北大考古學系帶給我最大的一筆財富，就是給我指明了學問的門徑，讓我接受了很好的學術訓練，可以登堂入室了。正所謂一通百通，有了這碗酒打底，此生我做什么工作都不會發怵，向哪個方向轉都覺得沒有問題。

北大考古學系每年就招收20個學生，堅持了很多年。平日里感覺老師比學生還多，老師們人又都特別好，所以在北大那是出了名地寵愛學生，和學生交流得也特別多。

齊東方教授是我讀大一時的班主任。本科畢業后保送研究生，我非常堅定地選了齊教授作為我的研究生導師。他是我在北大讀書期間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老師，他的風度、襟懷和學識，各方面都讓我特別仰慕。跟他讀書的幾年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長大后我就成了你”。這也是我后來會重返校園的原因。

▲2018年5月30日，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齊東方在即墨古城大講堂做了題為“交流的價值——外來文物與文化交融”的演講，點擊圖片可閱讀演講原文

齊教授特別不鼓勵我們做舊學問，不希望我們把一本書、一篇文章寫得拒人于千里之外。受到齊教授的影響，我現在也是這樣要求我的學生的。我跟學生說，越是高深的文章，越要寫得通俗，要大開方便之門。舊的學問家，是把學術做到了書齋里，束之高閣。而我們還是希望學問做出來之后，能夠惠及更多的人。

閱讀是安身立命之本

研究生畢業之后，我給復旦大學文博系寫了求職信，可惜沒有回音。于是我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編輯，希望在考古學的外圍做點兒工作。但命運弄人，我妻子（當時還是我女朋友）在上海嚴重水土不服，最終我們選擇到了青島，我進入青島出版社工作，離我的考古學術夢想就越來越遠了。

從北大考古學系畢業后，兜兜轉轉過了很多年，我終于還是禁不住內心深處的呼喚，在41歲時回到了高校。回到象牙塔里的這三年，我才真正感到如魚得水。

我常常回想，如果我當年沒有進入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而是進了大熱的經濟學院、光華管理學院，我不知道現在的我會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今天的精神有沒有根。北大考古學系給了我一個能讓我安身立命的誰也帶不走的東西，那就是讀書的能力。它使我能夠在人生中去做自由的轉換。我是學考古出身的，但可以做出版社編輯，可以做中文系教員，也可以從事兒童文學寫作，這不是實現大自在了嗎？

在大學階段，最重要的就是讀書，學習成績不必非要冒尖兒，中等就可以，但一定要去好好地多讀幾本書。尤其在今天，我們的大學在技術學院化，日益淪為高級技工養成所。但大學不是培養技工的，而是為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和這個民族培養中堅力量的，大學四年若是只學了一門專業技術，那對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和民族自強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很難講。

全社會對考古學的誤解，從這次鐘芳榮的事件上就暴露出來了。考古學本來就有點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在里頭。文物是國家的根脈，守住根脈，我們才會有文化自信，所以說學考古、做考古是非常有意義的。

今年6月份，我的兒童文學作品《野云船》入選了2020“我最喜愛的童書”，得知這個消息，北大同學群里非常熱鬧，老師們也出來說話。我的授業恩師之一徐天進教授曾經對我說，你現在是知名兒童文學作家了，可別忘了你是考古學系出來的，還要為考古做點事，能不能把考古的學術資源引入到兒童文學里去，也來抗衡一下當下一些流行作品給考古帶來的一些不良的影響，從孩子們小時候就來正本清源，讓他們知道真正的考古是什么樣的。這非常有難度，但我還是非常想去做這一件事，它非常有意義。

▲考古學界的泰斗宿白先生去世時，劉耀輝擬的兩幅挽聯，徐天進先生書

歸根到底，北大7年的理想主義在發揮作用，它會指引你變成一個更自由、更瀟灑的人，但同時，也要求你具有特別高的社會責任感。

（本文圖片由劉耀輝提供）